示風:尋找教育共贏之路——「信任」與「專業」並行

2018-06-20
示風
資深教育出版從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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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於六月初在政府總部主持了首屆「行政長官優質教育高峯會」,邀請教育界各持份者出席,共同規劃香港教育的未來。

一次高峯會誠然無法一蹴即就改善教育的現存問題,但特首及教育官員能直接聆聽教育界的意見,多少有助日後制訂政策。此外,高峯會末段所安排的互動環節,讓官員即場回應從與會者隨機抽出、未經篩選的提問,也展現了政府開明的作風。故此,今次高峯會算是普遍獲得教育界的好評。

筆者以公眾人士的身份入場,聆聽與會者的討論和提問時,較深體會的有「信任」和「專業」兩項。

所謂「信任」,是指局方、家長及大眾要相信教師,局方可簡化教育政策,家長可與老師更多溝通和諒解,市民也應尊重教師在日常教學上作出的判斷,能夠保持客觀持平。以上種種,均有助教師將心力用在教學實務上。而「專業」其實與「信任」是一體兩面的,教學是一門要求甚高的專業,教師獲得信任,才可騰出更多空間,持續地加強專業發展,為社會培育出優秀的人才。

政府未掌握出版業與教育界關係

如文章開首所言,是次高峯會邀請的是和教育界別相關的持份者。獲邀與會的包括前線教師、辦學團體、學校議會、大學學者、家長團體等,卻獨獨忽略了從事和教育事業出版相關的業界人士,例如教科書出版社、教材出版機構等。這正是筆者認為是次高峯會美中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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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筆者從事教育出版工作多年的觀察和經驗推測,政府可能受到傳統二分法思維所影響,認定教育出版機構屬於商界,在政策制訂的話語權上,不應該和學校、師訓等機構相同。這種思維背後,或許正反映政府未能充份掌握教育出版業界與教育界「同舟共濟」的關係。筆者認為,上述「信任」和「專業」兩大原則,同樣適用在教育出版業界上。

現實是,不少教師都承認,與其自己耗費大量資源在編寫教材上,不如把心神花在前線教學,以及照顧學生在成長上的需要。教育出版與前線教學的關係,就如製藥與診症用藥,兩者屬於不同的專業領域。前者支援後者,後者則有助前者實踐、優化。但一些對業界缺乏認識的人士及相關輿論,往往單從價格等表面因素,就把教育出版業界標籤為唯利是圖、謀取暴利的商賈。在缺乏互信的氛圍下,不難理解教師會與出版業界保持距離。結果,老師要花額外的時間設計、編寫和審定教材,但校本教材卻未能發揮規模效益,最終投入多、收效少。同時,出版業界的發展空間也進一步被收緊,加上從業員普遍待遇不高,又未獲社會認同,行業青黃不接的情況愈見嚴峻。最終兩門專業的協作效益無法實現,殊為可惜。

「從上而下」的制度終影響教學成效

此外,教育局一直沿用教科書送審機制,正正反映教科書(不論印本或是電子版)的內容嚴謹,對教學起着重要作用。可惜局方未有正視教育出版是一門專業的事實,對業界一直只是抱持「從上而行」的取態,換句話說,局方定好課程、政策,出版業界配合便可;一些大型的課程諮詢會,主要對象往往只是教師,儘管出版業界獲准列席,也只能敬陪末座,更甚者是不許作任何提問。而一些教師的專業發展和培訓,更容不下出版業界旁聽的空間(具體如何安排是另一回事)。局方或許認為,出版業界自可基於商業考慮作出合適決定。但在政策透明度低、市場空間不足的情況下,出版業界對教育政策保持觀望,又或只作有限度的配合是無可厚非的,最終就影響了前線教學的成效。

筆者盼望局方不僅對出版業界的專業有要求,還視業界為教育界的一個合作夥伴,給予適度的信任和肯定。如果在制訂課程和教育政策時,局方能增加透明度,安排聯席分享會,讓出版業界與教師獲得同等資訊,並多吸納出版業界的聲音;為教師安排培訓活動時,可鼓勵教材設計者一同參與,讓各持份者能有一個協作和交流平台;相信出業界定可對教育作出更大貢獻,政府推動教育發展時也會事半功倍。

期待下一屆教育高峯會上,教育出版業界能有代表獲邀出席,而非只以公眾身份參與,坐在最後一兩排座位上,遙望着特首和高官的發言。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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