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祺:香港前途何在?用好有約束的自由!

2018-07-23
王卓祺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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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過去三四十年佔內地經濟規模有巨大變化。資料圖

這是筆者為城大出版社剛出版的新書《告別西潮——盲衝瞎闖的民主運動》第二卷「香港前途何在?」作一點演繹。本文加上一個副題「用好有約束的自由」。原因何在?

2014年佔領運動好像潘朶拉盒子,一經打開,內裏的疾病、禍害便難以收拾,為害人間。我們看到大學生有粗言穢語的自由,港獨分子有公然侮辱國家民族的自由。2016年農曆元旦夜旺角暴動的震撼場面,這些自以為行使公義的暴亂分子,以為有衝擊警方防線、擲磚塊、破壞社會安寧的自由。這些都在香港特殊情况下才會發生。除了他們濫用自由外,還有「殺君馬者道旁兒」的問題。筆者相信,無約束的自由是自我毁滅的開始。古語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早前旺角暴動案梁天琦等的判決,就是時辰到了!以現代社會倫理來說,則是傷害原則——行使自由的界線在於有沒有傷害他人或集體的問題。

放在一國兩制層次,佔領運動後中央治港政策更從寬鬆的「不管就是管好」,逐漸收緊到如何利用好中央管治權,由中央把關,做到「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不走樣、不變形」。這個「用好有約束的自由」還有一個背景:香港經濟規模相對於國家整體愈來愈細,港人更應知道自己分量,學習孟子「小事大以智」。

無約束的自由可以去到幾盡!

一直以來香港是一個十分自由的社會。經過這幾年這個盲衝瞎闖的民主運動,我們看到無約束的自由正在一點一滴磨損特區的高度自治。成長於後物質主義的新世代,浸淫於互聯網的虛擬世界,自以為生活在一個「民不聊生」的年代,要以暴易暴救香港。舉其極端例子:因為以為是「制度暴力」,拘捕旺角暴動暴徒的警察是「持槍匪類」(香港大學學生會語)。

自由是一種價值,偏好個人自主性的無限伸展。現實是自出生開始,我們便接受各式各樣的約束,所以我們要分辨自由的理想與現實的差距。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亦應如此:社會主義中國容許資本主義香港,高度自治是當年特殊歷史條件才有的妥協,不一定2047年再度複製。青年世代更應看得遠些——香港的將來是十三四億中國人話事!

香港高度自治的前提是承認及尊重「一國」主權,以「一國」為先。過去幾年這個盲衝瞎闖的民主運動令人震驚的地方,是視中央主權及中華民族如無物。中國自秦漢大一統已有2000多年歷史,制度、政令及文化統一。這個大一統已成為國家及民族意志。「一國兩制」寬鬆的對港政策居然惹來港獨冒起,並與外部勢力及台獨勾結,並有一大批「殺君馬者道旁兒」。能不令中央擔心?若他們熟悉一點中國歷史,一定知道這種作為是「找死」。

為什麼他們會最後走上「找死」之路,這與自由主義的本質有關。自由主義實質是一種缺乏內容的心理結構,處於一個永不滿足的「我要」追求狀態。若缺乏有效內外約束,只會愈加瘋狂。對於自我中心的等而下之者,則要被約束使其懼之。正如《白虎通義》所云「設刑罰者,明白所懼也」。

中國有愈來愈多的「香港」

隨着內地過去三四十年高速發展,香港至今佔內地經濟規模有巨大變化——遺憾的是愈來愈小。例如1997年香港佔內地本地生產總值約18%,2013年已跌至3%之下。今天香港已不能再與國家同一層次作比較。2017年深圳本地生產總值已超越香港,這是繼上海及北京之後第三個大城市的經濟規模超越香港。隨着內地整體經濟增長持續,在很快的時間內,不止深圳,重慶及天津等二線城市亦會趕過香港。當然,對於一些信心滿滿的港人來說,我們的人均生產總值仍然高企。對!然而深圳創新科技集中的南山區,去年人均生產總值達到5萬美元,已超過香港,正在追趕新加坡。

這個經濟規模亦關乎香港特區與中央的關係。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在香港特區成立20周年時提到「蘇州過後無艇搭」,意指香港應抓緊中國發展機遇,若我們繼續將精力花在政治內耗上,中央政府只能過期不候。回到上一世紀80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香港經濟規模約佔全國四分之一,看來當時香港無可取代。中央用好香港期盼之切,彰彰明甚。今天中國擁有愈來愈多「香港」,就算我們有不可取代的優勢,不宜妄自菲薄,還是值得我們反省一下:香港佔國家經濟規模的份額對未來發展有什麼關鍵性後果?

使其有所懼之——自由的約束

這一卷「香港前途何在?」有三四篇文章討論芬蘭化,其重點是孟子「小事大以智」的智慧。回歸21年,部分港人天天叫着「打倒中國共產黨,結束一黨專政」,中央不單止不計較,還不時推出惠港政策。反共可以,但反華、辱華便萬萬不可!現在一些人已過了這一底線,後果香港一齊付。

有學者總結當年小芬蘭與大蘇聯的適應性政治,其要義是不激怒大蘇聯,要接受西方政體的芬蘭納入社會主義蘇聯的地緣勢力範圍;對蘇政策要得到社會普遍支持;外交政策由精英主導,沒有坦率辯論的自由;媒體亦要自律。香港與中央關係有一個《基本法》的高度自治框架,不似當年蘇芬兩國純屬國與國赤裸裸的實力比併。况且芬蘭有被蘇聯懲罰的經驗——1958年夜霜事件——更懂得激怒蘇聯的後果。這就是弔詭之處:中央對港寬鬆政策,最終被一些人變成放縱、無約束的自由。

香港與中央關係,正如上文提到,一是香港經濟規模佔內地比例愈來愈不重要,二是港獨及相關議題已造成中央對港一些「看法」。除非我們下定決心加以彌補,並能夠改變路徑,否則「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基石會一點一滴地磨損!對於不懂自我約束的盲衝瞎闖者,「設刑罰者,明白所懼也」是有用的,前提是社會整體明白缺乏約束自由的禍害。當然芬蘭化的適應性政治可以參考,但大家社會政治條件不同。香港太自由,尤其對一些觸及底線的言行過於放縱。若要求一些懷有政治目的或盲衝瞎闖者自律是緣木求魚,但為了香港整體及長遠利益,重申一點,只可使其懼之,因為這些人根本不知他們的言行正在傷害自己、其他人及危害整體社會。

 

文章原刊於《橙新聞》,本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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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志隆  2019-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