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子瑋：從犯罪學角度探討難民在港犯罪的原因及對策建議

近期，不少新聞媒體報導關於難民在港的犯罪情況，不論是受害者或犯罪者，都有「難民」背景，嚴重犯罪事件愈加頻繁地發生，全港犯罪率持續下降的同時，非華裔人士犯案率相反地漸升，受到社會高度關注，不少團體就難民犯罪問題表示擔憂，認為如問題持續未獲解決，將會嚴重影響香港安全指數。

政治和民間組織相繼提出各類建議，主要有關政策上的改變，例如設立禁閉營（或稱收容中心）、停止以現金形式津貼滯留香港等待審核的非法入境者、退出《禁止酷刑公約》、修訂《入境條例》，透過多項行政措施的調整，提高難民申請審核效率等等。這類政策主要是以政府行政權力，從現行的「宏觀政策」減低難民數目的措施，今次文章就主要著墨於現時未有太多人關注的「減低難民犯罪可能性的措施」議題。

如從犯罪學方面分析，可從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作為基礎，理論提出人類是具有理性思想，犯罪行為是一個選擇過程的結果，人會從犯罪利益（Rewards）（包含各種生理及心理需要）、風險（Risks）和成本（Costs）三方面來考慮是否從事犯罪行為：

● 利益：簡單而言，利益包含當時人的各種生理及心理需要，普遍眾多利益中，「金錢」是最被默認的利益對象，所以不少案件都涉及到「金錢」利益的罪行；

● 風險：指犯罪後可能出現的懲罰，可分為「制度約制」（formal sanction）和「非制度約制」（informal sanction）。前者是法律和司法上的制裁，以律法為基礎，約制效果明顯直接；而後者則是一些社會對當時人犯罪後的負面反應（影響家人、個人形象損害等等），以倫理為基礎，效果較模糊及意識層面，兩者對於停止人的犯罪行為都有著重要角色；

● 成本：有關犯罪前的資源準備，例如：人力、時間、技術、工具等等，成本和風險會一拼考慮。在近期的案件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罪犯都會使用不同的工具提高犯罪效率，就以9月21日紅磡搶劫案，匪徒使用刀作為犯罪工具，而汽車作為逃走工具。

月津貼三千　生活極困難

所以，罪案是一個利益大於風險和成本總和的結果。一般情況下，是以自身的「主觀理性」衡量犯罪風險和利益作出決定。現時難民面對不少社會和制度性的問題，在港生活亦有相當繁瑣的限制，難民審批時間長，不論逗留年期多久，一律不能工作，每月津貼只有 $3000 的情況下，生活極為困難，「金錢」利益自然成為他們的誘因，在整個社會不利的環境氛圍下，加上自身的各樣負面因素，令他們的主觀衡量容易得出利益大於風險和成本總和的結果，促使犯罪機率大幅增加，也解釋了非華裔人士犯案率漸升的社會現象（就算排除「假」難民因素，在「真」難民群體中，犯罪率都會偏高）。

犯罪利益基本會存在，如想減低他們的犯罪機率，一方面是提高犯罪風險，另一方面是強化他們的「內在約束」（Internal constraints），減低犯案意圖。過去有研究已指出，大部分人停止犯罪行為，主因是考慮到約制風險為自己個人生命所帶來的威脅及影響和受到「內在約束」的影響。如從「制度約制」而言，犯罪後所產生的成本是極高的，一方面他們需要面對香港司法懲罰；另一方面，他們如有犯罪紀錄，也會大大增加申請者安置到他國的困難。從此可見，「制度約制」已足夠，也不見得有更多的改善空間。對於「非制度約制」方面，情況剛剛相反，據現時的情況理解，他們普遍都生活在社會邊緣，和香港社會基本脫節，欠缺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溝通，加上他們有部分離鄉別井，缺乏來自家庭等的非制度約制力，使到道德上的約制效力非常有限。

軟硬兼施預防犯罪

不論政府行政效率有多高，政策需時，不可能即時解決難民來港和犯罪的社會現象，相信該問題都會持續影響香港社會一段時間。事實上，如不能有效減低他們的犯罪率，其實也會間接增加不少社會成本，香港城市大學犯罪學崔永康教授在2017年的研究發現，每宗刑事案件實際會虛耗平均約24萬港元的社會資源，「犯罪成本」極高。所以，如要解決他們的犯罪問題，預防性質的軟性手段不可缺，「軟硬」需同時進行，組成雙合拳，互利互補。

筆者建議，各個社會相關持份者（政府和各個非政府組織），除了推動一些硬性行政手段外（宏觀政策和行政司法手段），有智慧地聯合策劃實行軟性手段，推動為他們而設的社區活動和教育，主力建立他們的守法行為，加強他們對香港文化及法治的認識和建立他們和社會之間的聯繫，從而強化他們的「內在約束」。簡單解釋，就是（一）讓他們認識香港法律，理解犯罪後的法律後果 — 法律約束（legal）、（二）提供一定的道德教育，保持內心的「良知」— 道德約束（moral）和（三）用社交互動，和身邊人建立正面關係，加強情感方面的因素 — 情感約束（affection），以三種約束提高「非制度約制」的效果，達到減低罪犯機會的目標。另一方面，同時可透過和他們保持正面互動，方便情報收集（intelligence collection），減低他們被不法組織接觸的機會，甚至在必要時能夠及時阻止罪案發生，達到一石二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