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子瑋:從犯罪學角度探討難民在港犯罪的原因及對策建議

2018-09-28
陸子瑋
香港發展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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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不少新聞媒體報導關於難民在港的犯罪情況,不論是受害者或犯罪者,都有「難民」背景,嚴重犯罪事件愈加頻繁地發生,全港犯罪率持續下降的同時,非華裔人士犯案率相反地漸升,受到社會高度關注,不少團體就難民犯罪問題表示擔憂,認為如問題持續未獲解決,將會嚴重影響香港安全指數。

政治和民間組織相繼提出各類建議,主要有關政策上的改變,例如設立禁閉營(或稱收容中心)、停止以現金形式津貼滯留香港等待審核的非法入境者、退出《禁止酷刑公約》、修訂《入境條例》,透過多項行政措施的調整,提高難民申請審核效率等等。這類政策主要是以政府行政權力,從現行的「宏觀政策」減低難民數目的措施,今次文章就主要著墨於現時未有太多人關注的「減低難民犯罪可能性的措施」議題。

如從犯罪學方面分析,可從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作為基礎,理論提出人類是具有理性思想,犯罪行為是一個選擇過程的結果,人會從犯罪利益(Rewards)(包含各種生理及心理需要)、風險(Risks)和成本(Costs)三方面來考慮是否從事犯罪行為:

● 利益:簡單而言,利益包含當時人的各種生理及心理需要,普遍眾多利益中,「金錢」是最被默認的利益對象,所以不少案件都涉及到「金錢」利益的罪行;

● 風險:指犯罪後可能出現的懲罰,可分為「制度約制」(formal sanction)和「非制度約制」(informal sanction)。前者是法律和司法上的制裁,以律法為基礎,約制效果明顯直接;而後者則是一些社會對當時人犯罪後的負面反應(影響家人、個人形象損害等等),以倫理為基礎,效果較模糊及意識層面,兩者對於停止人的犯罪行為都有著重要角色;

● 成本:有關犯罪前的資源準備,例如:人力、時間、技術、工具等等,成本和風險會一拼考慮。在近期的案件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罪犯都會使用不同的工具提高犯罪效率,就以9月21日紅磡搶劫案,匪徒使用刀作為犯罪工具,而汽車作為逃走工具。

月津貼三千 生活極困難

所以,罪案是一個利益大於風險和成本總和的結果。一般情況下,是以自身的「主觀理性」衡量犯罪風險和利益作出決定。現時難民面對不少社會和制度性的問題,在港生活亦有相當繁瑣的限制,難民審批時間長,不論逗留年期多久,一律不能工作,每月津貼只有 $3000 的情況下,生活極為困難,「金錢」利益自然成為他們的誘因,在整個社會不利的環境氛圍下,加上自身的各樣負面因素,令他們的主觀衡量容易得出利益大於風險和成本總和的結果,促使犯罪機率大幅增加,也解釋了非華裔人士犯案率漸升的社會現象(就算排除「假」難民因素,在「真」難民群體中,犯罪率都會偏高)。

犯罪利益基本會存在,如想減低他們的犯罪機率,一方面是提高犯罪風險,另一方面是強化他們的「內在約束」(Internal constraints),減低犯案意圖。過去有研究已指出,大部分人停止犯罪行為,主因是考慮到約制風險為自己個人生命所帶來的威脅及影響和受到「內在約束」的影響。如從「制度約制」而言,犯罪後所產生的成本是極高的,一方面他們需要面對香港司法懲罰;另一方面,他們如有犯罪紀錄,也會大大增加申請者安置到他國的困難。從此可見,「制度約制」已足夠,也不見得有更多的改善空間。對於「非制度約制」方面,情況剛剛相反,據現時的情況理解,他們普遍都生活在社會邊緣,和香港社會基本脫節,欠缺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溝通,加上他們有部分離鄉別井,缺乏來自家庭等的非制度約制力,使到道德上的約制效力非常有限。

軟硬兼施預防犯罪

不論政府行政效率有多高,政策需時,不可能即時解決難民來港和犯罪的社會現象,相信該問題都會持續影響香港社會一段時間。事實上,如不能有效減低他們的犯罪率,其實也會間接增加不少社會成本,香港城市大學犯罪學崔永康教授在2017年的研究發現,每宗刑事案件實際會虛耗平均約24萬港元的社會資源,「犯罪成本」極高。所以,如要解決他們的犯罪問題,預防性質的軟性手段不可缺,「軟硬」需同時進行,組成雙合拳,互利互補。

筆者建議,各個社會相關持份者(政府和各個非政府組織),除了推動一些硬性行政手段外(宏觀政策和行政司法手段),有智慧地聯合策劃實行軟性手段,推動為他們而設的社區活動和教育,主力建立他們的守法行為,加強他們對香港文化及法治的認識和建立他們和社會之間的聯繫,從而強化他們的「內在約束」。簡單解釋,就是(一)讓他們認識香港法律,理解犯罪後的法律後果 — 法律約束(legal)、(二)提供一定的道德教育,保持內心的「良知」— 道德約束(moral)和(三)用社交互動,和身邊人建立正面關係,加強情感方面的因素 — 情感約束(affection),以三種約束提高「非制度約制」的效果,達到減低罪犯機會的目標。另一方面,同時可透過和他們保持正面互動,方便情報收集(intelligence collection),減低他們被不法組織接觸的機會,甚至在必要時能夠及時阻止罪案發生,達到一石二鳥的作用。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延伸閱讀
  • 上文提到,筆者用社會犯罪學的緊張理論解釋宏觀經濟和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幫助大家理解當時的經濟環境如何成為一個宏觀因素產生社會性的緊張感,令香港充滿負面社會氣氛,在社會結構中明顯出現受壓的一群(主要包括青年)。當然,如只以緊張理論解釋青年「反社會」心態,是遠遠不夠的,也從上篇文章的回應得知大家同時關注政治因素。

    陸子瑋  2018-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