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仁諺:祝福黃秋生,再議香港電影興衰

2018-11-12
夏仁諺
學研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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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秋生FB圖片

黃秋生,也許是香港電影最後一根樑柱,然而黃在近日一個報章訪問中,黯然表示打算轉戰歐美影視圈。早前黃秋生受邀參演英國ITV頻道製作的《陌路追凶WHITE DRAGON》,相信就是他的踏腳石。

該報導文章指,「能夠衝出香港躋身國際影視圈,不是每個演員都做得到。雖然有很多人總覺得香港影視製作,怎也比不上外國,但論演技,影帝黃秋生早就用實力證明……」黃秋生演技固然好,問題是香港記者話裏的媚外、妄自菲薄、低貶香港電影的說法,讓夏仁諺吃了一驚。

香港電影的價值不能抹殺

其實,香港電影十分強勢,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在世界輸出上和票房上,香港電影長時間直逼美國荷里活,與荷里活及印度寶萊塢並列世界三大電影工業基地,甚至在1990年代起,逼使荷里活改變自己套路,通過吸收香港電影的成功要素,力求保持自己世界龍頭大哥的地位。荷里活1999年《廿二世紀殺人網絡》的成功,就是吸收了香港電影動作要素的結果。香港電影有此往績,香港人不宜小看自家香港電影。論演技?不是香港演員比不上老外,是香港演員強得連老外都要來香港取經,尤其是香港電影在武打動作方面的演出,一直是荷里活大班夢寐以求的寶物。

步入二十一世紀,香港電影已走下坡,隨着歌壇消失,香港電影也苟延殘喘。然而,香港電影的價值不能抹殺。現在,黃秋生計劃轉戰歐美,我們祝福他之餘,也應該好好再次審視自己電影工業的興衰史,反思我們為何連一個黃秋生也留不住。

電影界忽視高層次策略佈局

一直以來,香港電影界直覺強、動作快、實行力高,但在理論研究上相當片面,流於形式化。大專學院開辦的電影課程,似「職業訓練」多於「大學」,課程強調劇本、攝影,只講流派花式,卻嚴重缺乏整全的電影與文化產業觀念,在產業建設上忽視策略研究,結果電影界只有製作技術,卻沒有更高層次的策略佈局,包括融資、市場、技術、觀眾層、人才管理、審查監管等知識。這些知識範疇,本來都是持續發展文化產業所需,但在香港幾乎無人探討。香港電影業界工匠很多,像鄒文懷、黃百鳴、成龍等電影大班卻買少見少。

從文化產業建設角度來看,電影發展要求四大要素:資金、技術、人才、觀眾。正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在因緣際會下,上世紀香港齊集了四大要素。而這個運氣,主要在於國內局勢動蕩。在日本侵華以前,上海本是全國資金和人才的集中地,為了趨吉避凶,資金和人才相繼南下來到香港。1900-1930年代,得力於上海資金和技術,聯華、明星和天一三間電影公司相繼在香港設立,在熾熱的競爭下製作了數以百計的影片,並培養了好些傳奇的影視大亨和人才,例如邵逸夫、卜萬蒼、阮玲玉,奠定了香港電影的基礎。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二戰後中國局勢一直不穩,促使資金、技術和人才繼續留港。

香港人口,除了少數原居民之外,幾乎全是來自內地的移民和難民,心態上視香港為避難之地,並打算伺機返鄉,「我是香港人」之想法不強。及至1970年代,難民落地生根,有了自己的事業,內地動蕩又未平息,「我是香港人」的想法油然而生。於是,電影開始反映本地人口味,也由國語轉向粵語,例如許氏兄弟的《半斤百兩》,就是一部反映香港人集體情緒的電影,講述香港人打工搵食辛苦,深受港人喜愛。

1980年代,香港電影迎來黃金期,領導人物計有新浪潮導演徐克、喜劇掌門人黃百鳴、商業片王王晶、動作巨頭成龍、無厘頭鼻祖周星馳等(當然還有更多)。今日,這批電影人大多已經離開香港,尋求自己的發展。雖然香港青少年普遍對他們很不感冒,尤其是對成龍大哥不滿更多,但只要計一計他們為香港粵語電影帶來的成就,包括海內外票房收益、知名度調查、國際電影獎項等等,就知道香港電影曾經擁有的輝煌,是在他們手中開創出來的。

製作人優秀,只是電影產業成功的其中一個要素,另一面要素是市場。所謂市場,實質上由一大群生活枯燥、渴求娛樂滋潤的觀眾所構成。香港只是一介小城,在1980年代人口還不到600萬。那麼,為何1980年代香港電影發展如此逢勃?答案在賣埠。事實上,1980-90年代,香港電影受眾不只有香港觀眾,更包括了泰國、新加坡、印尼、南韓、台灣、日本觀眾。1996年2月,成龍《紅番區》更殺入了美國,一度奪得一周票房冠軍。

外國挖角令香港「人財兩空」

所謂塞翁得馬,焉知非禍。香港電影起飛,暗藏殺機。荷里活大班們是吃素的嗎?不!香港動作電影賣座,勢如破竹,荷里活大班當時作何感想?也許,先是驚訝,然後旋即張開銳利的鷹眼,盤算如何把香港電影收為囊中之物吧!

香港電影在1980年代展現出驚人爆發力,1990年代一班明星進軍「荷里活」。與此同時,香港電影總產值也在1994年到達最高峰,錄得62.3億港元之記錄。可惜,至1999年,總產值已下降至42.8億港元,至近年大概連20億也湊不到。有人把香港電影業的萎縮怪罪1997年金融風暴,更多人指盜版成風,連累香港電影。

夏仁諺據一個立法會資料做了換算,發現1992年香港電影佔本地票房八成收益,至2007年只剩兩成。即是說,以荷里活為首的電影,在15年間完全取代了香港電影的在本地票房的地位。金融風暴是國際性的,不會只打香港一處。為甚麼香港電影再起不能,荷里活電影卻更加強勁?同樣,盜版商唯利是圖,翻過香港電影,也翻過荷里活電影,完全沒有歧視,為何盜版只打死香港電影,卻沒有打垮荷里活?

當吳宇森、周潤發光榮地獲邀到荷里活發展,香港人懷着祟洋的心態,認為這是國際社會對香港電影的肯定,完全沒意識到那只是挖角潮的開端。名導演和影帝在荷里活拍的電影片,就是荷里活的東西,不再是香港電影,香港只能掛個彩,人走了,收益不落袋,落得人財兩空,仍懵然不知發生何事。

夏仁諺相信,1994年相當關鍵,那一年是香港電影產值達到高峰,也是香港影壇名人進軍荷里活的高峰期。可以如此推斷,荷里活在這些年間安排併購行動,在買起香港人才和技術的同時,也一度把香港電影收益推到最高峰,但自此之後,人才和技術都是荷里活的東西了,香港電影再起不能。

荷里活早有成熟市場研究

香港研究荷里活,偏重技術風格,少有關心它用以維持長勝不敗的全球策略。澳洲一位博士研究生提出,自1975年起,荷里活進入了新時代,荷里活大班積極投資觀眾、市場、廣告、影片元素等各方面研究。當中,自然少不了對香港電影的研究。研究報告一出,荷里活出手快而豪爽,一下子買走多名香港電影界的中流砥柱人物,讓他們為荷里活服務,不再威脅荷里活。

步入21世紀,適逢中國改開重新發展娛樂業、南韓大力投資文化產業、泰國印度電影同時冒起。香港電影在美、中、日、韓、泰、印多國夾擊下,乳酪已給人搬走了。大罵盜版害人,無補於事,掩耳盜鈴的玩法,呃政府補助金還可以。振興香港電影?沒有全面文化產業的研究和對策,恐怕非常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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