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渤:香港房事與集體記憶……

2018-11-15
鮑渤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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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短打 鮑渤

如果香港有朋友說,「我有一層樓收租」,不必驚訝。港人說的「一層樓」,大陸稱為「一套房」。一百平方米的住宅在內地尤其是二三線城市是再普通不過了,但在香港可以自豪地稱為「豪宅」。還有,按照香港房委會承諾的公屋編配標準,每人擁有不少於7平方米。而香港關押囚犯的赤柱監獄單人囚室是7.5平方米。換言之,人均住房面積不如囚室。

以上例子,大致可見兩地關於「房事」的認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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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委會日前公佈最新公屋輪候冊數,排隊上樓的時間創十八年新高,而且高處不算高,在可預見的將來還會攀升。

說好的「三年上樓」目標,始於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他在1997年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作出這個承諾,基本上是做到了。但到了2014年9月,三年上樓的承諾終於「Hold不住了」,今年開始平均輪候時間已經突破五年,隨時突破六字。 

目前公屋輪候申請人高達26萬。這個數字,相當於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全國人口,或者說逼近今次世界杯聲威大震的冰島總人口了。所以望穿秋水靜候公屋的香港市民,突然某一日接到通知去領鑰匙,都有中六合彩的歡天喜地。

香港政府是最大業主

公屋對香港人來說有多重要?香港七百多萬人口,有大約一半棲身其中。政府作為香港最大的業主,為市民提供資助或補貼的物業,包括租金僅及市場價六分之一的公屋、售價相當於市場價打七折的居屋。由此可見,公屋對香港市民影響之大,世界上無出其右者。

香港為低收入居民提供廉租屋有優良傳統,早在大陸「解放前」的1948年已成立香港房屋協會,處理因為政權易手而大量湧入的難民安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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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石硤尾邨(政府檔案處圖片)

1953年聖誕節,九龍石硤尾寮屋區發生一場大火,五萬多災民無家可歸。這場大火無意中導致了香港公共房屋的誕生。沒有宏偉藍圖,沒有前瞻規劃,香港公屋在懵懵懂懂之中浴火重生。那個時候,地球上還沒有新加坡這個國家。

踏入六十年代,「雙城記」的香港和新加坡幾乎同時開始大規模興建廉租屋邨。李光耀設立「建屋發展局」,大規模推出新加坡特色的組屋。此舉令新加坡從一堆貧民窟和棚屋區,變成全球自置居所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香港的表現也不錯,公屋發展至今成為最多香港人棲身的物業。與市場價動輒逾萬港幣起步的租金相比,公屋簡直就是白住。所以有一種說法,在香港有兩種人生活得最幸福。一種是住豪宅的超級富豪,另一種則是有資格拿到公屋,享受低廉租金和超值小區服務的公屋一族。

所以說,香港的公屋邨不是「悲情城市」,雖然謙卑,卻是地球上湧現出最多明星的地方。出身公屋的巨星名流們多不勝舉。當下紅遍大陸的鄧麗欣曾住屯門大興邨,天后容祖兒、王祖藍、黃家駒、蔡楓華小時候住恆安邨,在美國好萊塢闖出天地的導演吳宇森住石硤尾邨, 鄭伊健在土瓜灣的樂民新邨長大。許冠傑四兄弟從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的鑽石山木屋區搬到蘇屋邨。許冠傑小時最喜歡在後樓梯練結他,唱到街知巷聞。

劉德華、容祖兒、鄧麗欣皆公屋長大

劉德華在藍田邨長大,他的大姊一家則住在沙田大圍新翠邨。華仔成了「天王」之後,乾脆把藍田邨十五座地下的「華東燒臘」買下來送給喜歡吃叉燒的父親。當然,現在貴為「民間特首」的劉天王,早已和父母搬去住加多利山大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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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藍田邨(房委會圖片)

香港的許多屋邨,成了海內外攝影發燒友的「打卡點」。譬如「大班」鄭經翰小時候住過的彩虹邨,名字很浪漫,色彩很炫艷,但就是沒有彩虹。

毫不誇張地說,屋邨承載著滿滿的港人集體記憶。數百呎斗室逼逼狹狹,還有家家戶戶用竹篙掛出窗口的衣服如萬國旗飄飄,印證了香港人胼手胝足,揮汗如雨的流金歲月。還有像電影《花樣年華》一樣充滿懷舊感的走廊花磚,Y型H型一字型或口字型的屋邨設計,簡直就是童年的美學啟蒙老師。

作為港式文化一部分的公共屋邨,可以之比較的是台灣的眷村。1949年前後,大陸政權易手,山河色變。蔣家王朝大約二百萬軍民,展開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跨海遷徙。驚魂初定安頓台灣,政府為中央各部委辦、各軍兵種的家眷興建及配置粗糙的居所。歲月留痕,眷村也沉澱為臺灣文化與歷史裡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眷村出生長大,被稱為「外省人」第二代,在生活環境、家國情懷和身份認同方面,有著不同的集體記憶。許多遷出者至今仍懷念眷村時期「窮得只剩下快樂」的歲月。

惠及眾生的「鄔勵德原則」

說到香港公屋,不能不提一個人,就是今年初辭世,享年一百零五歲,有「香港公屋之父」聲譽的鄔勵德(Michael Wright)。相信很多人沒聽過他的名字,但他對港人居住環境的改善,居功至偉,無人能及。他致力提倡獨立廚廁是公屋的標準配置,被後世稱為「鄔勵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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鄔勵德(網上雜誌《城市日記》片段截圖)

祖籍為英國,出生在香港的鄔勵德,曾經回英倫留學主修建築。他在二戰時期被日軍關押,經歷過四十多人同廁的戰俘生活。這段經歷對他作為建築設計師有深刻影響:人之所以為人,必須住得有尊嚴。

二戰結束,香港重光後他參與戰後重建工作,成為首席建築師,更於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九年出任工務司長。香港第一個設獨立廚廁的公共屋邨深水埗「上李屋邨」,就是他的作品,而房協轄下的大坑勵德邨,更以他命名。如今,「鄔勵德原則」可謂惠及眾生。

時至今日,世界各大都市都患住房緊缺的都市病,只是香港更為病入膏肓。根據今年初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全港約有 二十一萬人居住在呎價媲美豪宅的「劏房」,但政府卻束手無策。把公共房屋事業做到全球最好的新加坡,至今仍為香港學習的榜樣。

如果筆者沒有搞錯,「劏房」一詞不僅源起香港,也是香港特產。多年前,有西方學者曾經向筆者討教,什麼叫劏房?琢磨半天,英文的確沒有這個詞,筆者只能解釋這是Sub-divided apartment,或者Partitioned unit, 類似辦公室的Cubicle。後來有一次偶然看到香江才子陶傑的專欄文章,用的是Ripped room或者Butchered room。「劏」是粵語,國語有「屠宰」之意,斯文一點的說法是「剖開」,用來形容住宅,就是分割成若干個單位的行為。陶傑不愧為才子,翻譯更達本意,當然也更加赤裸裸的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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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熊昱彤

「劏房」一詞的源起與英譯

歐美發達國家的居民,無法想像「劏房」怎麼能住人。自工業革命以降,倫敦雖然有狄更斯筆下的貧民窟,但十九世紀中期之後人權意識高漲,貧民窟漸成歷史記憶。筆者曾經居住多年的澳大利亞,當地的公屋配置,大致上反映了英美加澳紐的水平。縱然身處社會底層,也可享受decent living,不失做人的尊嚴。

德國之聲今年七月在林鄭上任一週年之際做了一個訪談,一名單身母親與兒子住三十平方尺的劏房,月租金二千三百元。吃飯、睡覺,孩子做功課都在床上。最令人心酸的是,十三歲的兒子開始步入「快高長大」的青春前期,卻不得不「卑躬屈膝」在這種極度壓縮的空間生存,脊椎骨也因此扭曲。這為母親最大心願,就是早日分配到一個公屋單位,讓兒子有尊嚴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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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屋夢越來越難圓。由於樓價高企,擁有高學歷的單身青年也加入申請公屋的大軍。從2006年開始,大專及大學學歷的申請者,比率由當年的5%急增至2014年的23%。

香港在二十年間,發展商興建大量低實用率的「發水樓」和「納米樓」湧現。港人的居住環境變得更加光怪陸離,外國媒體對香港樓市的報道也多了一些頗有黑色幽默感新詞,譬如Shoebox home, coffin-sized home,Nano flat。還有,香港人素來敬畏風水,但不久前有一凶宅打八五折放盤,哄搶之下一天就賣了。

筆者記得從去前開始,香港有商家推出太空艙Feel的「膠囊」住宅(Capsule),但似乎沒有人提出反對,只有好奇,還有一聲歎息。無獨有偶,在全球失業率最高之一的西班牙的巴塞隆拿,有公司也打算推出廉價膠囊住所,令失業或低收入者以 200 歐元月租(約 1,800 港元)居住「蜂巢」。不料此舉引發眾怒,巴塞隆拿市政廳斥該項目不合法,拒絕頒發許可證。更有當地議員痛批這不是住宅而是「棺材」,有損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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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沉默與巴塞隆拿的抗議

「沒有人想住成這樣,我們只是提供露宿街頭以外的選擇」,公司名叫Haibu 4.0 的發展商的解釋,似乎不無道理。同理,香港樓價去年飆升15%,出現五年來最大升浪。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最新公佈國際樓價負擔能力報告指出,香港連續八年登上樓價最難負擔城市之首。一個中等收入的家庭必須維持零支出長達19.4年才買的起物業。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政府介入,才能彰顯「居住正義」。

公屋(Public Housing)最早起源於英國。19世紀伴隨著工業革命,倫敦及其它大城市人口暴漲,住房緊張導致貧民窟的出現。英國政府開始出手,治理阿當斯密所言的自由經濟「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帶來的貧富懸殊。如今,全球很多國家都在呼喚「居住正義」。在私人住宅成為海市蜃樓、遙不可及的香港,公屋就成了升斗市民最後的避風港。把解決住房問題列為重中之重的林鄭月娥和她的團隊,再也不能採取港英政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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