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子瑋：「高齡罪案」趨勢：貧窮及社會冷漠

扶貧委員會在11月19日發表了《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去年全港貧窮人口達137.7萬，貧窮率達20.1%，五人中一人貧窮，數字創九年新高。政策介入後，長者貧窮率雖有輕微下跌，但現時仍有30% 長者在政策介入後仍然貧窮。隨著香港社會人口結構年齡層不斷上升，根據政府統計處，高齡人口（65歲或以上）將會在2023 年達到關鍵的「25%」，在現時香港經濟架構的模式及有限的長者福利政策下，更多的高齡人口對於解決香港貧窮情況並不是一件好事，就連身兼扶貧委員會主席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也坦承，因高齡人口的關係，貧窮數據將面對更大的上升壓力。不過，本文的焦點並不是貧窮問題，而是貧窮及社會問題所產生的「高齡罪案」趨勢（ageing crime）。

不少犯罪學研究指出（例如：Merton的偏差行為論（Anomie Theory）解釋宏觀經濟及社會互動過程中如何產生罪案、Laub & Sampson的生命歷程理論（Life Course Approach）以微觀角度解釋老人景況及犯罪之間的關係），當人面對長期的經濟生活壓力、人際關係疏離的情況下，往時建立的正面評值觀（positive value）並不能再有效約束（constraint）個人行為。就以日本為例，獨居老人問題極嚴重，更出現孤獨死（Kodokushi）的社會現象，「高齡罪案」現已成為社會重大民生問題，也衍生高齡犯罪數字急升。

根據2015年的日本國家警察年度報告，65歲或以上的人士佔了整體拘捕數字20%，而且高齡犯罪數字已經超越了青年犯罪數字。在2015年的頭半年間，高齡罪犯及疑犯達到 23,656人，而青年只有19,670人，跟老人照料有關的監獄支出導致年度醫療成本突破60兆日圓。不少報導指出，老人犯罪主因其實離不開生理及心理需要，例如：他們希望能透過監獄得到政府的照料、解決衣食住行的基本問題，甚至希望從獄中結交朋友，得到醫療保障等等。

香港現時已逐漸步入高齡社會，「高齡罪案」趨勢也迫在眉睫，香港南華早報已在2016年時，對「高齡罪案」趨勢作出較詳細的專欄報導，發現2001 年至2016年期間，有關行竊及盜竊的高齡犯罪人士上升了接近3倍，當中行竊數據由6%（2001年）上升到2015年 24%（2015年）。罪案對社會百害而無一利，更會簡接增加社會經濟負擔，過往城大犯罪學系崔永康教授領導的團隊，研究指出一宗刑事罪案的成本保守估計是24萬港元，其中包括拘捕、檢控、服刑以至更生工作引致的開支。所以，當社會關注貧窮問題時，我們需要開始策劃如何透過行政政策、社區力量及經濟援助，未雨綢繆，面對「高齡罪案」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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