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包鋼:「改土歸流」在香港可行嗎?

2019-06-24
何包鋼
澳大利亞迪肯大學國際關係首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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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日,香港發生了上百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引渡法修改。由此引出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們如何解讀這次大規模的抗爭活動?我們是否可以從「改土歸流」視角來重新理解香港與大陸的關係?我們是否可以用「改土歸流」來理解香港回歸20多年來後的變化,並把握香港未來的發展趨勢?「改土歸流」在香港可行嗎?

當然,官方主流理論是「一國兩制」,香港民主派人士及其激進學生所持有的理論是自由民主,香港的教學與研究通常使用西方主流的理論概念和範疇。不少香港學者並不了解,香港年輕人更不懂「改土歸流」這個詞的含義。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改土歸流」的重新闡述會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批評。

其中有些批評肯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這不妨礙我們採納一個全新的視角,通過對傳統範疇進行重新解釋,來進一步增進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困境的相互理解。這種相互理解目前至關重要,它是政治妥協的關鍵性條件之一。大陸與香港多增加一份相互理解,雙方就向政治妥協邁進一步。

「改土歸流」的視角

「改土歸流」在中國政治文明史中佔據了關鍵地位。中華文明的發展史,是一個通過「改土歸流」使核心圈向邊緣地區擴展的歷史, 一個同心圓擴張的歷史。「改土歸流」是用中央委任的「文官制」來取代血緣繼承的「土司制」,用儒學文化和教育來同化本土文化並加強核心和邊緣地區的聯繫。

20多年來,這個中國文化的整合模式,實實在在地影響了大陸和香港的現狀。「改土歸流」構成「一國兩制」運行的背景文化,一種政治文化基因。 我們可以在香港社會中觀察到「改土歸流」的各種特徵,它們對香港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影響。

如果我們把握「改土歸流」的實質性涵義,即大一統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整合和一體化,我們就會發現,當代香港具有許多如下新的「改土歸流」機制:中國在香港的駐軍確保了「歸流」的軍事基礎;中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的五次釋法,確保法律體系多元化中的一元性;中國經濟崛起,特別是最近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使香港和內地的經濟互為一體;在社會層面,中國大陸控制每天150人進港名額,近20多年來,大陸移民數可達到100萬。大陸移民進一步加快所謂的「大陸化」;中國共產黨通過發展黨員,使之成為香港政治和文化體系中的一個要素,在政治整合中起關鍵性作用。

從「改土歸流」的角度可以理解大陸對直選的抵制和反對。「直選」根本不在傳統的「改土歸流」的範疇之中。中國推行愛國主義教育和普通話,都可以視為「改土歸流」的內在要求。「改土歸流」始終都強調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整合。信奉「改土歸流」的人,始終都對民主自治持懷疑態度,並相信新版本的「改土歸流」才有可能加速一體化的過程。

本土運動對「改土歸流」的抵制

2015年,為期79天的佔中運動宣告「結束」了,特區領導並沒有使用1989年的流血手段,終止了佔中運動。但是,2016年9月4日的選舉,卻帶來一個「奇蹟」:六個沒有政治經驗的年輕人如羅冠聰、朱凱迪等,被選為立法委員。香港回歸20年時,香港各大高校的許多學生,都張貼出了要求獨立的標語。

在香港回歸祖國懷抱後生長的年輕一代,卻要求香港的獨立。這種獨立要求是對回歸20年的最大諷刺。不少香港年輕人的政治認同並不隨着主權回歸而認同大陸的政治制度。相反,一些香港人認為,香港的殖民歷史及其政治制度,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政治文明,甚至一個獨特的「民族」或「族群」。20多年的「改土歸流」與這種香港特有的政治文明存在着深刻的對立和衝突。

當香港人看不到民選特區首長的希望,面臨不斷深化的「改土歸流」,特別是大陸化時,不少人感到失望和沮喪。一些年輕人喊出「港獨」的口號,這是一種集體性的逆反心態,甚至有不計成敗的天真的政治浪漫主義。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對中國近20年「改土歸流」的反抗和抵制。

在「港獨」背後是港人要求自主自治的強烈願望:不建立主權國家,但反對香港的大陸化,要求保留香港的文化和生活方式。2019年6月反對引渡法修改的大遊行是香港本土運動的深動體現:捍衛香港法律的自主性,不希望香港淪為內地的一個城市。

「改土歸流」背後的價值衝突

在香港本土運動中,港人期望大陸新移民會被同化,融入香港社會,成為香港的一個部分。相反,北京政府期望香港能徹底融入中國社會,成為中國政治文明中的一部分,成為中國人中的香港人。這兩種期望在實踐中朝着不同的方向發展,引起了更深層次的衝突。

「改土歸流」作為傳統的大一統政治理念是與現代民主自治的理念相衝突的。「改土歸流」信奉中國單一行政制,中央委任地方長官制;相反,不少香港人要求普選,信奉民主自治的價值。這是傳統大一統中華政治文明發展模式和當代民主自治之間的矛盾。

「港獨」提出後,一些香港年輕學生認為,必須獨立,民主才是有可能的;因為他們在中國既有的政治框架內看不到任何民主化的希望。相反,對北京領導人來說,必須先有一個國家,才能談兩制。因此,在捍衛主權的思路下,中國遵循一個歷史規律:當主權受到威脅時,中國寧願犧牲民主,也要首先捍衛主權的統一。當一些香港學生提倡港獨,並用言論自由來捍衛表達獨立的權利時,他們忘掉了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中國每次都是以犧牲自由和民主為代價,來捍衛主權統一的。

「改土歸流」可行嗎?

「港獨」思潮的產生和發展,進一步加快了中國推進「改土歸流」政策的腳步。2017年是香港歷史上的轉折點:反港獨成為國家安全的首要問題,一個高於民主的主權問題。香港回歸20多年之後,中央有了新調子和新方向:國家統一的問題和反對港獨的問題。為此必須進一步加深「改土歸流」的進程。2019年修改引渡法是進一步從法律上來加快「改土歸流」的進程,由此激發了一場大規模反引渡法的本土抗爭運動。

「改土歸流」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來理解目前香港問題的困境:新的「改土歸流」機制和中國新式「改土歸流」的意願和能力。可是,「改土歸流」在當代條件下可行嗎?在香港推行委任制是不可能的。香港沒有「土官」,說不上變成「流官」。到目前為止,香港特首都由香港本土人來擔任,而非像「改土歸流」那樣,由外地人來擔任。

傳統的「改土歸流」依靠儒學及其科舉制度。儒學是把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經濟、社群都整合起來的精神力量;科舉制度是「改土歸流」得以成功的核心措施。這些條件在當代卻並不存在。今天,香港人,包括大陸新移民,都認為香港文化是一種中西混合的先進文化,用當代的馬列主義來改造之行不通。香港大學一般而言都比大陸高校更有優勢,大陸學生會選擇前往香港進行深造,而不像明清時士人前往京城讀書做官。

此外,即使有一些香港學生來到大陸讀書,他們也無法通過考試在內地獲得政府職位。雖然香港是新儒學的發源地,但是最近十幾年間,新儒學在大陸迅速發展,而在香港卻日漸式微。即使像陳祖為那樣新儒學的後繼者,他們通常用英文寫作來闡釋新儒學。這種英文化的儒學無法成為文化整合的載體和力量。

對新版本的「改土歸流」的最大挑戰在於,是否能夠真正落實一國兩制,滿足香港人直選特首的願望。在現代條件下,堅持自治,發揮特區議會的整合作用,在憲政設計中確保地方的自主權,是中國「改土歸流」學派必須考慮的事情。

與其把香港問題的困境理解為外國勢力的干預,倒不如把它當做解決文明價值衝突的一個試驗地。也許我們不能消除上述兩種文明價值之間的衝突,但是我們至少可以通過促進相互理解來削弱這種衝突,並通過憲政制度的設計來同時滿足地方民主自治和中央統一集權的需要。

印度憲政體系的設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方向:地方有選出州首腦的權力,但是中央對地方選出的首腦有否決權,有撤銷地方議會的權力。這是中央與地方權力平衡的機制。也許,這種基於政治妥協的權力平衡機制,才可以大大加深香港和大陸政治整合的廣度和深度。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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