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偉彬：香港的下一站

香港的示威活動仍然在持續。自6月份以來，已經持續兩月有餘。下一步香港究竟走向何方，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隨着時間的消逝，調和的空間似乎越來越小。至於對北京的種種猜測——究竟會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方式正式介入這場運動，更是充滿了悲觀的預測。

無論是對於北京或香港而言，恢復香港的秩序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問題在於如何恢復香港的秩序？

相信對於北京而言，單純地恢復香港的秩序並不是什麼難題。香港北靠廣東，同時中央在香港又有駐軍。但是如果依靠這些力量來平息香港示威者的運動，恢復香港的秩序，那麼這種穩定的秩序之下，必然也是無序的混亂。

今日停止示威的結點，又會成為下一次示威抗議的種子，難道這樣的穩定秩序是有意義的嗎？

但香港的秩序不能不恢復。北京、港府與香港示威者之間的差異，在於信念的不同，追求的目標不同。如果北京、港府能夠拿出一套新的香港論述，說服香港市民，同時又能充實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相信當前這場運動是可以平息的，香港的秩序是可以恢復的。

作為「一國兩制」的實踐地，香港社會所呈現的結果，必然是這一套政治理論在社會實際運行中出現的種種反應。為何今日香港有如此多不同階層、職業的市民加入到這場運動之中，其中的緣由需要北京與港府重新思考。

這樣思考的結果，必需產生新的治理理念或論述，以拉近與香港普通市民訴求之間的距離；同時，也將充實「一國兩制」的理論，豐富它的實踐工具箱。

沒有任何制度理論框架是一成不變的，尤其是在香港這樣的社會，與世界發展趨勢緊密相連。除了本身的社會環境因素影響之外，同時也深受國際風氣的變化所影響。換一種角度來看，香港不僅是大陸理解世界經濟的窗口，同樣也是其理解世界政治變化趨勢的窗口。

一個具有生命力的制度與理論，必然需要適應這種變化中社會的需要，正如世界現在也正在適應中國崛起所帶來的秩序變化與衝擊。

倘若因為香港市民的抗議或示威，而導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方向有所調整、變化，北京亦不必為此感到任何的不適。事實上，中國當今的成就，不也正是自身的制度在30多年前進行了調整所得來的嗎？

作為一個實踐的政治理論，「一國兩制」隨着實踐地的變化而不斷調適，這不是理論是否正確的問題，而是理論的生命力與適應力的問題。同時，今日香港的變化以及帶來的調適，也是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一次調整。對於這種在社會、經濟制度、人民觀念存在高度不同的社會，這種調適就更加有意義。從實踐層面上來說，如果能通過新的論述與治理方式的調整，香港在「一國兩制」實踐上的示範作用，將更能說服台灣的民眾。

至於香港這場運動，究竟該如何定性，恐怕並非當前最為緊急的事情。誠如上文所言，香港的地理位置以及相關的制度安排，已經保證了北京有能力在任何時候恢復香港的秩序。關鍵在於恢復之後，想要得到什麼樣的香港。

任何社會都在發展與變化，有變化就得有調適。至於調適之後，地方有多少的政治空間，未來能否有更好的發展前景，關係就取決於這種調適的能力。回顧人類歷史可發現，最強大卻又最具彈性的工具，永遠是觀念、思想的力量。強力雖然是恢復秩序的最直接有力的工具，但多數時候，它只是表面上恢復了權威與秩序，卻在無形之中削弱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

混亂與危機，既是檢驗政府管治能力的機會，亦是制度重構與調適的機會。今日香港的問題，並不僅僅是香港的問題。從更長遠的眼光來看待這場示威與運動，才能發現它蘊藏的政治、社會與制度價值。畢竟，當前的中國處於快速成長的階段，無論是經濟上的組成，還是社會層面民眾的思想變化，同時深刻而複雜；同時，中國大陸自身還面臨著如何與世界相處的問題，而世界同樣面臨如何與這樣的一個中國相處的問題。這些都讓如何解決香港當下的問題，變得尤為重要。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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