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香港法院抗拒人大釋法嗎？
近日，有內地作家近日在微信公眾號撰文，提出四項建議，藉此「請外籍法官離開香港法院」。筆者已在上篇文章指出，香港法院可以聘用外籍法官，是《基本法》第92條的規定，《中英聯合聲明》也有類似規定，所以全國人大常委會既不能透過釋法，亦不能透過修法，廢除此項規定。除此之外，該文仍有部分論點存在訛誤，遂撰此文論析之。
例如：該文作者指責「香港司法界一直抗拒全國人大的釋法權」，並要求「香港法院及全體法官必須無條件尊重、接受中國憲法至尊地位和全國人大立法、釋法之權威，無條件接行全國人大對於《基本法》的釋法」。不諱言的說，這個指責不但不太公道，亦反映該文作者並無詳細研究香港的案例。
其實，反對人大釋法的聲音，主要來自大律師、律師及法律學者，鮮有法官批評人大釋法。另一方面，部分法律界人士反對人大釋法的原因，乃是源於香港繼續沿用普通法，跟大陸法之間存在差異，以及他們對於《基本法》第158條，有着不同的理解。
普通法奉行遵從先例原則，所以法官在判詞中的法律解釋，將會被視作案例法。是故，普通法系一般傾向把法律的解釋權，撥歸司法機關，立法機關若認為法院的解釋有違立法原意，可以進行法律修訂。這是香港部分法律界人士認為，全國人大應以修法取代釋法的其中一個原因。
除此之外，部分法律界人士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力，已經透過《基本法》第158條第二款，下放給香港法院。因此他們認為，香港法院只有解釋《基本法》當中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條文時，才須按照《基本法》第158條第三款的規定，在終審庭作出終局判決前，提呈人大常委會進行釋法。因此，若是把反對人大釋法的聲音，純粹視為不尊重國家《憲法》及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及釋法權，是粗疏而不太公道的指責。
更重要的是，部分法律界人士對於《基本法》第158條的見解，根本不被香港的終審庭所採納。事實上，終審庭在1999年「劉港榕案」的判詞中，已表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力，「來自《中國憲法》第67（4）條，並載於基本法本身第158條第一款。由第158條第一款賦予的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是全面及不受約制的。該項權力及其行使並無在任何方面受到第158條第二款及第三款限制或約制。......第158條第三款所針對的，是規定本院須在訂明的情況下就“除外條款”（即特區自治範圍外的條款）作出司法提請，藉以限制本院的權力」。
基於「劉港榕案」已成了香港案例法的一部分，法院日後的判決亦須按照遵循先例的原則審理。正因如此，在後來審理的「莊豐源案」，以及2016年的「梁頌恆、游蕙禎宣誓案」，當法院都有引用「劉港榕案」的判詞，並承認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全面而不受限制」的釋法權力。由此可見，該文作者認為香港法院不尊重《憲法》至尊地位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純屬是不熟香港案例而引的誤解。
最後但是不得不說，該文作者建議香港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員任職前必須宣誓效忠，這是《基本法》第104條及《宣誓及聲明條例》的法定要求，而香港自回歸以來，法官不論是否擁有外國國籍，都有一直遵照上述的法規定，在就職前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國香港特區。是故，作者這個建議，純屬是不知道香港的法官，一直遵守着這項法定規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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