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留意香港輿論生態的朋友，便會發現部分有既定立場的媒體，不時會挑起所謂的「繁簡之爭」與「粵普之爭」，然後帶有偏見地揚繁貶簡，又或者是揚粵貶普。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不外乎是蓄意強調香港與內地兩地的語言文字差異，藉此建立港人的所謂「主體意識」，再透過揚繁貶簡或揚粵貶普，挑起兩地居民之間的矛盾，或者是藉此建立他們心目中的港人文化優越感。

法院又駁回律政司的上訴，准許被告人黎智英聘請英國大狀為辯護律師。上訴庭似乎認為，因為維護國安同時應當依法保護居民的自由，是國安法第4條規定，「海外法例或者可以協助法庭」，又指香港的國際聲譽取決於法院地位，香港法院應該「採納國際所用的司法標準」。 可是何謂「國際聲譽」？在某些人眼中，以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或北約成員國，便是所謂的「國際」。假若案件指被告人勾結的境外勢力，便是上述提及的國家，香港法院除非判其無罪，否則涉案的國家及其盟國，事必會製造貶損香港司法的輿論，影響某些因眼中的「國際聲譽」。

當局豁免法律周出席者的「黃碼」限制，又是否真的符合公眾利益呢？難道出席者的體格跟他人不一樣，還是有何特殊的免疫能力，讓他們不可能在來港前已經「中招」，亦因此不可能在公眾地方除罩進食而造成飛沫傳播嘛？

理大男學生呂世瑜承認《港區國安法》中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法官界定案件屬「情節嚴重」，由於控方指「情節嚴重」的法定最低刑是5年，令對方不能因審期未定前認罪而獲得三份一刑期扣減。呂世瑜不服上訴，案件於上周續訊，律政司指國安法是「全國性法律」，援引內地刑法及內地法律書籍，解讀國安法字眼及提供量刑指引，但遭上訴庭質疑。

既然有人質疑規例的條文沒授權局長可宣佈某張或某些免針卡失效，只可像現在這般修例即可，根本不用等到有人提呈司法覆核，或者等到法院正式判處政府敗訴之後，才去作出修例，但是政府並沒這樣做，只能說律政司錯判案件的勝算。

總括而言，二十大報告的新論述都傳遞着不少重要的政治信息，「必須長期堅持」意味着「一國兩制」被視為長遠國策；「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標誌着中央未來該出手時仍是會出手.....

港府實在沒理由把廿三條從本年度立法議程中剔除，所謂的新風險，或所謂外國可能擬定的新法例，完全可在未來研究成熟後再作修訂

香港乃至全球均未建立群體免疫，才是客觀事實，只要病毒再出現變異，即使曾受感染的人仍有機會遭受二度感染。

「0+3」的背後邏輯，乃是建基在本地感染新冠的風險已跟海外接近一樣，但過去的疫情已證明，新冠病毒在交叉感染過程中會產生變異，當新冠在海外出現新的變異株時，即使本港已有不少人曾遭舊的變異株感染，依然有機會因新變異株的輸入而遭受二次感染....

若是為了放寬抗疫措施，便能隨意發表一些不符客觀事實的陳述或詞彙，或在剖析當今疫情時，便可選擇報喜不報憂，這樣的做法真是對香港社會有益乎？這個問題，實在值得大家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