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美兩國在爭些什麼?

2019-09-30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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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從開始就注定是一場持久的拉鋸戰。中美兩國基本上主導了上世紀80年代之後數十年的經濟全球化。很難想像,如果中國的鄧小平沒有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而美國沒有發生列根革命,全球化在此後的數十年會如此迅猛。也正因為這樣,中美兩國的經濟很快就發展出一種高度依賴關係,這種關係曾經被一些美國學者稱為「中美國」(Chimerica),中國的一些人稱之為「夫妻關係」。貿易戰發生之後,很多人根本不相信關係如此緊密的兩個經濟體會脫鈎。從經驗來看,這種緊密的關係並不是沒有脫鈎的可能性,但脫鈎的過程注定是漫長且痛苦的。

所謂的貿易戰,就是一些學者所說的把兩國的經濟互相依賴性「武器化」,用自己的經濟優勢去打擊對方的弱處。不過,正如夫妻關係,即使雙方因為種種原因被逼離異,但可能誰也不會死。中美兩國在脫鈎過程中,短時期內,雙方都會受到很大的傷害,但傷害程度對雙方是不同的,一方相對多一些,另一方相對少一些。美國總統特朗普現在就是這種思維,認為美國在貿易戰中佔盡優勢,中國會受到最大程度的傷害。不過,這種思維本身是有問題的。如果具有這種思維,動不動就利用自己的優勢去傷害對方,雙方何以能確立互利互惠互信關係?如果這樣,兩國關係的淡化甚至分離不僅必然,也是應當的。

中美兩國到底在爭些什麼?從現實主義來說,中美兩國已經發展到誰也吃不了誰、誰也吃不下誰的程度。自中美兩國開始交往以來,美國人對中國有兩種截然不同、愛憎分明的態度,即要麼是「朋友」,要麼是「敵人」;也相應地發展出兩種主要對華政策,一種是幫助中國,一種是圍堵甚至打敗中國。這兩種態度和政策都是美國文化的反映,它們之間不僅不矛盾,反而是有機統一的。

美國是宗教文明,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去改變這個世界,希望這個世界發展成如同美國人所想像的那樣。因此,當美國人認為中國是朝着美國所希望的方向發展的時候,他們就高興,就樂意幫助中國;相反,一旦美國認為中國的發展不是其所希望的時候,他們就很不高興,甚至惱羞成怒,要以中國為敵,圍堵中國,打敗中國。這兩種態度和政策不僅僅反映在今天的中美關係上,近代以來都是這樣,只不過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中國學習西方 但非變成美國

問題在於,中美兩國都具有文明性,代表着各自的文明。因此,自與美國接觸以來,中國也發展出兩種對美國的態度和政策,一是以美國為師,向美國學習,二是堅持自己的獨立性,避免和抵制被美國「消化」。中國自近代開始因為落後而挨打,美國是西方最先進的國家,這決定了中國必須向美國學習。近代以來,中國沒有一代精英不嚮往美國,也樂意虛心向美國學習。

不過,「學習」並不是說中國可以變成美國。即使五四運動前後出現了不少的主張完全「西化」的政治力量,但客觀上說,這些力量完全沒有成功的希望。原因很簡單,中國是一個基於文明之上的國家,有其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邏輯。不過,儘管中國向美國學習,一旦美國感覺到中國這個學生「不聽話」(即沒有變成美國所希望的國家)時,美國就要懲罰這個學生了。這自然會導致中國強烈民族主義式的反應和抵制。

客觀地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是向美國(等西方國家)學習的,並且學得很快,也學到很多,以至於中美兩國的一些學者說,中國的發展是「西化」的功勞。但很顯然,中國不僅並沒有像美國所希望的那樣「西化」,反而變得愈來愈中國。這也促成了美國對中國態度的轉變,把中國視為美國的「對立」和敵人。

現實地說,誠如鄧小平所說過的,美國幫助中國會使得中國的發展快一點,但即使沒有美國的幫助,中國也會得到發展。新加坡的李光耀也說過類似的話,意思是美國圍堵不了中國,美國圍堵中國會拖慢中國的一些現代化,但阻止不了中國的崛起。不管如何,發展到今天,美國已經完全沒有圍堵和遏制中國發展的能力,中國也已經不再是一個可以被輕易圍堵的大國。

因此,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中美兩國不得不「和平共存」,要麼是「朋友」間的熱和平,要麼是「敵人」間的冷和平。即使是「朋友」,中美兩國也不會「一體化」,因為兩者代表着兩種不同的文明。文明可以互鑒,但不可以互相取代。再者,中國不是日本,中國不可能像日本那樣被美國整合進其安全體系。日本被美國整合是具有特殊力量條件的,即日本被打敗。美國不可能把中國打敗,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的形式。就熱戰來說,兩國都是核武大國,熱戰控制不好就會互相毀滅。如果是冷戰,最糟糕的就是形成當年美蘇之間的「冷和平」。即使演變成美蘇式冷戰,只要中國不步蘇聯的後塵,就是說不自我擊敗,美國也很難打敗中國。

回到今天中美關係的現實面,雙方似乎愈來愈對立,情緒愈來愈高漲。不過,如果撇開雙方幾乎高度情緒化到聲嘶力竭的話語,回到具有實質性意義的互動,人們或許不會對中美關係的未來感到如此的悲觀。就內部發展來說,無論是特朗普的「使美國更加偉大」還是中國的「中華民族復興」,至少在意圖層面,它們的目標是一樣的,用中國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要讓老百姓過上(更)好日子。同時,作為兩個最大的國家,雙方對區域或國際秩序都負有一定的責任。兩國的競爭是必然的,但競爭有良性和惡性之分,良性的競爭是需要的,是通往合作的基礎,是互惠的;惡性的競爭則會導致兩敗俱傷。

就經濟競爭來說,美國早期也經歷了重商主義階段,強大之後走向世界,成為世界領袖。今天的中國也差不多已經走過這個階段,有需要和能力變得更加開放。很容易理解,這些年來,當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在西方盛行的時候,中國一直在堅持全球化、更廣和更深的開放。再者,中國也通過「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銀行等機制建設走向世界,承擔國際責任。儘管美國因為外部的過度擴張和內部問題,現在要往回走一點,注重內部事務,但相信美國也不會完全關上大門。實際上,只要美國仍然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一個完全封閉的美國是難以想像的,因為資本的邏輯便是開放。由此看來,儘管中美兩個經濟體有可能成為兩個相對獨立的體系,但完全脫鉤是很難想像的。

就各自內部發展來說,中美兩國也各具優勢。美國的技術確實較中國的先進,但中國的技術發展也已經積累到一個較快發展的階段,並且在一些領域已經和美國持平,甚至超越。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消費市場並不比美國的小。儘管美國中產階級的比率較中國高,但中國中產的絕對規模已經趕上美國,並且很快會超過美國。市場規模是中美兩國各自經濟力量的象徵。在開放狀態下,這兩個市場誰也缺不了誰,合作便是互利,衝突便是互損。

西方擔心中國體制的潛在吸引力

就經濟體制來說,美國是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過去曾經創造輝煌,但在進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以來,在知識經濟時代,這一經濟制度也給美國製造了不小的代價,包括中產階級縮小、財富高度集中、收入分配愈來愈不公、社會愈來愈分化等等。如果美國過度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體制不能得到改革和調整,更深刻的危機將不可避免。今天美國政府所採納的「貿易戰」方法,肯定解決不了如此深刻的內部問題。

中國已經形成自己的經濟模式,即混合經濟模式。西方把中國稱為「國家資本主義」,但這顯然並不符合事實。根據中國自己的說法,民營企業代表着中國的「五、六、七、八、九」,即民營企業貢獻了全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GDP)、70%以上的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這個模式的一些部門(主要是國有企業)儘管經濟效率不如美國,但也具有自身的優勢。國有企業負責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避免資本主義經濟所固有的周期性危機、應付各種經濟危機、平準市場、提供公共服務等,而其他類型的企業則如美國企業那樣充滿創新能力。中國稱自己的經濟體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的是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均衡。儘管這個模式仍然具有巨大的改革和改進空間,但其優勢和生命力不可忽視。

在政治上也如此。近代以來到今天,很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嚮往西方式民主政治和憲政,但遭到政治人物的拒絕。當然,中國拒絕西方形式的民主並不是為了拒絕而拒絕,而是因為西方體制很難在中國生存和發展。近代的諸多西方式政治實踐的失敗,使得政治精英不得不選擇自己的模式。西方模式不可行,後來蘇聯的模式也不可行,最後回歸到基於中國自身文明之上的模式。1949年之後,經過70年的實踐、改革和調整,發展出內部三權分工合作的機制,即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傳統上,三權體制從漢朝到清朝存在了2000多年。現在的三權體制並不是簡單地回歸傳統,而是在傳統之上的創新。

就政治過程來說,儘管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即西方所說的一黨制,但這個黨是開放的,向所有社會群體開放。究其精神,它並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而更類似於傳統「士大夫」階層,即統治精英集團。更為重要的是,這個統治精英集團並非如西方那樣由一些政治家族(即傳統上的貴族)組成,而是向整個社會開放,所以是開放的一黨制。開放的一黨制一方面避免中國演變成西方類型的政黨,另一方面和整個社會關聯起來。因此,在中國,很難出現像西方那樣的「國家—社會」二分法,而體現為國家—社會的一體化。或者說,從國家到社會或者從社會到國家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而不是兩個對立的制度實體。

從這個角度來說,儘管中國還是會面對來自國內和國外的壓力,但基本政治體制架構不會變,所能做的、也應當做的不是革命,而是不斷改革和完善這個體制。這個體制能夠與時俱進,人們也不能低估這個體制的生存和發展能力。

在國際層面,儘管中國不會輸出這個體制,但這個體制可能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具有參照作用。西方擔憂中國的政治體制並不是因為中國體制會取代西方體制,而是因為中國體制對其他國家的潛在吸引力。西方本來對自己的體制具有無限的信心,但近年來民粹主義崛起所造成的治理危機,甚至憲政危機(尤其是在英美兩國),使得西方對自己的體制變得不是那麼有信心。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對中國政治體制可能的外在影響力更感恐懼。

由此看來,中美之間的良性競爭不僅不可避免,也是為世界所需。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表示,中美兩國是在技術、政治經驗和歷史方面最有能力影響世界進步與和平的國家,所以希望中美兩國能夠以合作方式來解決問題。這話說得很到位。的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國家,中美對世界和平與進步負有共同的責任。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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