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祥:悲情城市

2019-11-18
陳景祥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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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回家,大約晚上8時許,杏花邨港鐵站大堂對開的鐘樓聚集了好幾百人,悼念逝世的科大學生周梓樂;現場很平靜,沒有人叫口號,也沒有展示任何標語橫額,只點了蠟燭放在地上,有些人拿着,默默地哀悼。

靜默的力量,有時比大聲呼喊更強大。參與悼念的人相信大部分都不認識周梓樂,但一個年輕人在這樣的時局中「不明不白」失去了生命,總叫人傷感難過。

只有真相 才有信任

周梓樂同學身亡的原因仍在調查,大家都希望知道真相,然而在真相未悉之前,參加哀悼的人應該都帶着不少疑問,他們傾向於不相信掌握公權力的人的解釋,選擇站出來哀悼,一方面是表達傷感,另一方面是要傳達一個信息:政府必須徹底查清事件的來龍去脈,讓社會知道真相。

只有真相,才有信任。政府和警隊的公信力大降,造成社會嚴重的信任危機,是反修例風波最突出的一個後遺症。民不信官,寧願選擇相信網上流傳的消息,令社會上出現愈來愈多「懸案」,這種強烈的不信任情緒導致很多「奇怪」的反應,包括堅信8.31曾經有人死亡、少女不是自殺而是另有隱情……

對政府和警隊的強烈不信任,令街頭暴力行徑始終有一大批支持者,是止暴制亂至今仍無法收到成效的主要原因,只要有任何一起意外造成平民傷亡,街頭暴力和民眾抗議又會出現,此起彼伏,令香港陷入一個無法走出困境的死局。而這個死局,目前仍看不見任何曙光(交稿前又發生了西灣河21歲男子中槍,另外一名不滿示威者行為的市民被淋易燃液體燒傷)。

很多人都會問,香港有那麼多精英能者,為何至今都無法為香港找到一條出路?事實上,香港人提出過的解決方法不少,諸如獨立調查、撤換失職高官、展開與民對話(拖延了幾個月,但僅此一場)等等,但政府都似乎不感興趣,只堅持以警力平息暴亂!

以港人智慧 曾解決過無數難題

以香港人的智慧,我們曾經解決過大大小小無數難題,回歸之前香港雖然沒有「高度自治」,但面對困境,香港人都可以憑自己的力量找出一條生路。1967年經歷一場大暴動,港英政府決心推行一連串社會改革,民間就適時提出各種訴求: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反貪污捉葛柏、要求監管公營事業收費……連串民間抗爭行動,令香港逐步走上一個比較公平公義的社會。

1970年代開始,本地經濟進入樽頸狀態,政府要為未來發展謀劃,開始研究工業多元化,適逢當時內地改革開放,港商遂「乘勢」搬廠回大陸,與珠三角形成前店後廠,令香港經濟迅速擴展並進入一個新階段。上述整個過程都是民間行為,是港人自己把握機會,政府只是從旁「協助」。

到了香港前途談判,雖是中英兩國交鋒,然而民間卻冒出了各種形式的對話交流平台,商討港人應該要爭取哪些權益、要保障哪些權利,以及要做些什麼去保證港人的生活方式不變。事實上,《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內的條文,絕大部分都是香港人的集體智慧。

八九六四對香港人是一次大衝擊,當年人心惶惶,但香港人沒有自亂陣腳;有人搞「黃雀行動」協助民運人士逃到國外求庇,支聯會就搞燭光晚會,繼續聲援;在極端艱難的時刻,港人仍然可以不失尊嚴地表達訴求而又能「保住」香港、不傷元氣,這也是香港人發揮集體智慧的成果。

回歸之後,香港對抗外圍大鱷,政府大規模入市干預,最後擊退炒家,保住聯匯和本地經濟。這次行動是由政府出手,但都是由香港自行部署策劃解困,不假外求。

沙士一役,香港受到重創,初期仍未清楚傳播途徑,但本地前線醫護人員堅守崗位,無畏無懼,大學的專家則提供研究成果,以及建議阻截傳播的途徑,最後打了一場勝仗,其間各行各業都提出疫情過後重振經濟的方法,全社會同心協力,很快就令香港復蘇。

今時今日 看不見政府願吸納民間智慧

想說的是,香港有各行各業的精英,社會人才濟濟,面對各項難題怎會束手無策、一籌莫展?以往我們能夠集合民間智慧,解難紓困,是因為官民互動,政府總會「吸納」民意,成為解決社會問題對策的元素。今時今日,我們卻看不見政府願意聆聽民意、吸納民間智慧,到底是政府自視過高,還是另有苦衷?

如果我們真有「高度自治」,香港人群策群力,集合各方的智慧,又怎會解決不了當前的困局?

香港的悲情,是我們有成熟的公民社會,但政府卻不以開放的態度與民眾對話;我們有不同背景的精英,提出了各種解困方法,但政府充耳不聞,一概拒絕。

香港現在充斥着暴力和仇恨,政府卻拿不出任何解決方法,任由社會消耗撕裂,很多人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抑鬱。

事態繼續惡化,我們見到政府公務員、學術界、醫護界以至其他專業界別──他們理應是建制的骨幹,但卻一批又一批地公開表達「異見」,支持街頭抗爭的一方。這些有「起義」意味的公開表態,對政府是非常嚴重的警號,有可能動搖政府的管治。

拿不出政治方案  單靠警隊無能為力

最近電視台或許配合時勢,不時播放電影《71暴亂夜》,該片講述1971年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爆發騷亂,男主角是英軍一名新兵,服役第一天就被派往支援北愛皇家警察部隊。電影劇情的背景,是1960年代開始的北愛天主教徒爭取脫離英國,與另一批主張留在英國的北愛新教徒以及英國政府進行武裝鬥爭。

故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新兵跟隨大隊執行街頭鎮暴,在社區內被大批民眾包圍,有人高聲叫罵,有人在拍打街上的垃圾桶,一批大媽則阻擋英軍前進,背後的小孩卻突然拿走了一柄英軍的步槍逃去,新兵和他另一同僚立即追趕,卻走入了橫街,被反英的民眾逮住。

以上情節,對香港人來說已不陌生,「教訓」也是一樣:如果執法的武裝人員沒有民眾支持,就恍如陷入「人民戰爭」,對方人馬從四方八面而來,到處都是「敵人」,根本防不勝防。香港情况亦如是,如果政府拿不出政治方案令大部分市民放棄支持街頭暴力分子,單靠警隊平亂是無能為力的!

正常的社會,不會是只歌頌、稱讚警員,其他人如大學校長、民意代表、社會領袖、城中首富等都要被痛斥辱罵為「亂港分子」的吧?這怎會是一個理性的香港!

香港社運向有「和理非」傳統,但「和(平)」及「非(暴力)」早已不復存在,現在連「理(性)」也蕩然無存,社會只有仇恨和報復,籠罩着一個悲情的香港!

 

文章原刊於《明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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