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世界為什麼變得如此憤怒?

2019-12-30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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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找一個詞來形容2019年的世界形勢的話,那麼「憤怒」一定是恰如其分了。這是一個沒有歡樂、只有憤怒的年份,更是一個日趨危險的年份,指向著未來的巨大不確定性。很多觀察家已經指出,對未來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這並不為過。

社會在憤怒。社會抗議運動風起雲湧,幾乎涵蓋了所有類型的國家和社會,不管以什麼方式來分類。不同政體(民主與非民主)、不同發展程度(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不同宗教、不同種族的社會都發生了或者發生着社會抗議運動。和以往所有的社會運動一樣,每一個地方的抗議運動都有其獨特的原因,但綜合起來,這些社會運動都顯現出它們的諸多共同性。

社會運動諸多共同性

第一,所有社會運動都是反建制的,明顯表現為社會與政府之間嚴重的直接對立。第二,任何一個因素,無論是宏觀的還是微觀的,都可以觸發大規模的社會抗爭,大到福利政策改革、移民政策改革、警察過度使用或者濫用權力,小到洋蔥、地鐵票漲價。

第三,社會抗爭都表現為可持續性。參加社會抗議的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無產者或者社會低層,而且也是中產階層、大學生,甚至社會精英。第四,社會抗議大多表現為暴力性,社會抗議現場形同戰場,打破了從前中產階級社會抗爭的「和平」神話。第五,在國際層面,社會抗議呈現高度的相關性,大家互相學習、互相輸出抗議的經驗。

政治精英們在憤怒。政治精英間互相競爭政治權力純屬正常,因為政治本身就意味着權力鬥爭。但政治精英們的憤怒大大超越了傳統適用於政治競爭的那些法律和規則,演變成互相抗議,通過近乎暴力的手段來獲取政治權力,也通過超乎法律和規則的手段實施政治權力。在多黨制國家,憤怒表現為日益惡化的黨爭,政治力量之間沒有了任何妥協性。

當傳統的法律和規則不再能夠調節政治人物的行為的時候,人們只差沒有直接訴諸於暴力了。民粹主義連連得手,局外人紛紛崛起,越來越多的政權被民粹領袖所掌控。傳統上,民粹主義更多地表現為底層社會成員和窮人,但今天的民粹已經不分社會階層,右派民粹和左派民粹顯得同樣可怕,並且也都是反建制的。更須要指出的是,民粹主義是以民主的方式而崛起的。儘管各種民粹為各國帶來了無限的不確定性,但沒有人敢於質疑或者挑戰民主的方式。

國家在憤怒。有人認為中美之間的冷戰開始於2019年,也有人相信這兩國之間的關係已經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冷戰的不歸路。更有人預測兩國之間熱戰的可能性,因為今天圍繞着中美關係,世界已經出現了和歐洲一戰、二戰前類似的情形。當然,國家間的憤怒不僅僅表現在中美關係上,也表現在其他國家之間,例如印度與巴基斯坦,美國和拉美、伊朗,俄羅斯與歐洲等等。儘管美國依然是世界上頭號強國,但2019年表現出異常的憤怒,以致於不管自身能力如何,作出四面出擊狀。

美國一方面到處退群,摧毀着二戰以來自己花大力氣構建起來的世界秩序,同時與多國打貿易戰,使用着極端的手段向盟友施壓,意圖使其對手屈服。美國視香港、台灣、新疆和西藏問題猶如其內政;為了對付華為公司,美國到處遊說甚至公開施壓其他國家抵制華為的5G技術。不過,美國也制裁俄羅斯輸送天然氣到德國的相關公司。美國的行為使人眼花繚亂,不知道它到底要做什麼。

儘管即使今天的美國人也很難相信美國可以依然像「上帝」那樣無所不能,但美國的行為還在假裝自己的全能。但除了表達其憤怒之情之外還能說明什麼呢?儘管美國的極端手段的確給一些國家(尤其是小國)一種莫名其妙的威懾感,恐懼於美國而不敢公開表示不滿,但沒有多少人會真正相信美國可以如期所願。法國總統馬克龍就公開批評北約的「腦死亡」,建議建立歐洲軍隊。

那麼,世界如何變得如此憤怒?沒有多少年前,人們都還在講全球村、一體化、互相依賴、世界和平等等,但今天的主題詞則變成了逆全球化、脫鉤、衝突和戰爭了。短短數年,今非昔比。

馬克思曾經用「異化」的概念來分析他所處時代的諸多社會和國際現象。簡單地說,所謂的異化指的是個體對自己所處的環境失去了控制感,對環境無能為力,但又被環境所威脅。這是一種具有強烈生存危機的感覺,導向了人們的激進甚至極端的行為,包括社會抗爭、衝突,乃至國家間的戰爭。今天這個概念仍然有效,只不過是個體的範疇大大擴展,從從前的社會邊緣人和底層窮人擴展到今天的精英階層。

精英階層從前是最有能力的,往往被視為是異化的根源,但現在的精英階層也往往無能為力,在繼續扮演着傳統異化者的同時,自身也被環境所異化。異化感甚至也擴展到了國家,就是說國家也很難掌控自身所處的環境,不僅僅是中小國家,而且也包括像美國和中國那樣的大國。

當事物的發展超出了人們的控制的時候,一個全面異化的時代變得不可避免。

首當其衝的當是全球化所導致的異化。全球化意味着資本大規模而快速的流動。全球化已經展示了其深入到世界各個角落的能力,把全世界所有的東西都關聯起來,使得所有的東西都處於全球範圍內的流動過程之中。沒有人和國家能夠逃避全球化,但沒有人和國家能夠掌控全球化。這就是人們所說的「過度全球化」。在這種全球化面前,個人沒有自主權,國家也沒有主權。

技術進步在導致異化。人工智能是人工的結果,但卻取代着人工,使得越來越多人的就業成為了大問題。阿爾法狗(AlphaGo)打敗了人類,但人們迄今只知道其結果,不知道阿爾法狗是如何導向這一結果的。人工智能本來就是人類知識積累的產物,但知識似乎扮演者自己的掘墓人。一方面是人工智能的進步,另一方面是大多數人因為沉迷於社交媒體、智能手機而日益愚昧化,這更是強化着人類被技術所取代、所控制的恐懼感。

無論是全球化還是技術進步為社會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量財富,但這不僅沒有導致社會的進步,反而在破壞社會甚至解體着社會。巨量的財富落到了絕少數人手中,社會的大多數不僅沒有收穫,而且成為了受害者。全球化和技術進步導致了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的大大縮小,很多社會不再是往日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更為糟糕,社會呈現出倒「丁」字型結構,底盤過大,很難承受任何哪怕是微小的經濟壓力。

國家權力在異化。儘管世界經歷了數十年新自由主義導向的全球化,但國家權力仍然繼續普遍擴張。新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干預,但新自由主義所導致的人類生存環境則強化着國家干預的需要。沒有人有能力抵禦全球化,只好轉向求助於國家權力。「一人一票」的民主機制則有效地推動着國家權力的擴張。

今天,無論是民主還是非民主,所有國家的公共事業(國有企業、社會福利)都在有效擴張,同時傳統意義上的社會自治空間大大縮小,社會自治能力流失。當所有社會成員在資本和政治面前都是赤裸裸的個體的時候,他們便毫無能力,這種無力感便是社會抗議的巨大動能。而就國家來說,國家權力的擴張意味着公共空間的擴張,任何公共空間內的改革都可以導致社會抗議。

民主政治常成為社會分裂根源

政治在異化。政治的意義在於提供秩序,至少提供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基本社會秩序。不過,今天政治所扮演的角色很難說在提供秩序,在很多方面,政治扮演着秩序破壞者的角色。越來越多國家的治理能力在急劇衰退,無法應付已經發生了巨變的社會經濟形態。荒唐的是,從理論上說,一人一票式民主的拓展使得政治權力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基礎,但實際上則不然,甚至相反。

今天的民主政治不僅不能成為整合社會的力量和機制,反而更經常成為社會分裂的根源。民主政治表現為既激進又保守:說其激進,因為民主政治保證了誰都可以發聲;說其保守,是因為在民主政治下誰也都幹不了事情。實際上,在缺失一個強大的中產階層或者一個強有力的執政主體(無論是執政黨還是統治階級)的情況下,民主已經很難產生一個有效政府。

民主本身往往成為癱瘓民選政府的主要根源。當市場失敗的時候,政府就要開始扮演作用。有效政府的缺失意味着政府的失敗。今天很多國家的情況並不僅僅是市場的失敗,也不僅僅是政府的失敗,而是市場和政府的雙重失敗。

意識形態在異化。在其本來意義上,意識形態是對一個社會實踐的總結,對這個社會起着規範和引導的作用。不過,無論是哪種政體,今天所有的意識形態已經不能反映社會的現實面,而作為意識形態核心的價值觀則變得如此廉價,成為誰都可以使用的口號。民主、自由、公正、正義、平等、獨立、自治等等,隨手可得,俯拾皆是。

但荒唐的是,人們越追求這些價值,這些價值離人們越遠。這裡並不是說,這些價值毫無意義了,問題在於為什麼這些人們以為應當獲得的價值,反而因為人們的積極追求而失落了呢?在西方,儘管傳統的意識形態已經衰落了,但沒有替代的意識形態的出現。結果,無論是社會還是政黨都轉向極端主義。左派政黨趨向於走向極端社會主義,而右派政黨則轉向威權主義或者威權民粹主義,更多政黨的綱領的極端性已經很難把它們和非政府組織區分開來。

在非西方社會,尤其在發展中國家,仍然呈現「西風東漸」的趨勢,西方價值觀隨着全球化已經擴展到地球的各個角落。儘管西方自由民主體制已經發生了巨變、經歷着前所未有的挑戰,前景也不明朗,但在這些非西方國家,人們對西方的價值觀仍然趨之若鶩。

更為甚者,在這些國家,很多西方價值觀演變成為一種信仰,有無現實條件都必須追求、都必須實現的信仰。很自然,因為各種環境的制約,當這些價值不能實現的時候,社會抗議就變成了追求者有效的手段。目標證明手段正確。只要是追求這些價值觀的,使用什麼手段都是可證明為合理的,包括暴力。

一個顯見的現象是,在一些社會,新的部落主義(尤其是網絡部落)正在崛起,而更多的社會則經歷着傳統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國家主義等不可避免的復興。追求者所使用的理論冠冕堂皇,即對後現代的政治認同的追求。不過,名為認同,實則尋找安全,至少是心理安全。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的情況並不新型,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過。但每當這些出現的時候,這已經是一個異常危險的世界了。

無論如何,當異化遠遠超出人們(窮人和富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有信仰者和無信仰者)可以承受程度的時候,世界便開始醞釀一種大變革,一種包括內部體制和外部國際秩序的大變革。

歷史地看,變革一來,沒有國家可以倖免。「凜冬將至」已經成為今天人們的慣用語,但不要忘記這樣的變化是合乎自然規律的。不過,這次的「凜冬」很可能是一個達爾文式的適者生存新時代的開端。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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