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美台抗疫合作的國際政治玄機

2020-03-18
田飛龍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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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爆發期,台灣與美國官方及媒體頻頻互動,不僅有《台北法案》的快速通過,還有台灣加入WHO的政治動議,更有美國國別人權報告對台灣的「國家」認定與單列,以及AIT最新聲明關於美台防疫合作的有關原則。這些操作是美台雙方利用疫情機會窗口進行的國際政治挑戰與突破,對中國主權秩序及國際法均構成積極損害。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及全球擴散以來,中美之間產生多層次的外交與國際政治博弈,兩岸關係與美台關係是其中一個重要維度。對中美關係而言,台灣問題是各自的戰略支點與火力交叉點:台灣是中國主權秩序的一部分,也是經略海洋及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進基地;台灣是美國遏制中國之「第一島鏈」與冷戰體系的一部分,是美式民主價值同盟的西太平洋支點,有「亞洲民主燈塔」之定位。台灣在美國國會立法中亦享有不斷提高的國際法律地位,被稱為「民主國家」。也因此,中美貿易戰有台灣的角色,東海與南海主權爭議有台灣的角色,此次疫情政治博弈亦有台灣之角色。在整體性的「陸強台弱」且島內泛台獨本土主義佔據主導權的條件下,台灣亦每每利用中美關係的博弈秩序而漁翁得利,在「棋子」與「棋手」的自我想像和角色代入中謀求一種地緣政治的離岸平衡。   

美國利用對台防疫合作為對抗大陸

美台關係在中美全球性權力競爭大背景下存在不斷突破既往「一個中國」原則底線的趨勢,美國將中國大陸識別為主要威脅,一切有助於遏制大陸崛起的戰略資源皆為棋子,台灣的「長期棋子化」是美國對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條件下,美國利用對台防疫合作釋放所謂政治善意,是引誘台灣對抗大陸及進一步捆綁到中美對抗之美國戰車上的戰略鞏固行為。        

台灣在今年1月11日大選後進一步確認了本土分離的民意基礎,採取「親美抗中」的雙軌制策略,在兩岸外交博弈不斷遭遇失利的挑戰下轉換外交思路,以發展對美、對日「實質外交關係」作為外交工作重點。國民黨主席補選結果折射國民黨的台灣本土化與親美傾向,「九二共識」及「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在政治上懸空。美國國會通過的「台北法案」反映了美國當局與台灣就保障台灣外交及國際空間達成了基本共識,防疫合作是美國支持台灣參與相關國際衛生合作與治理的支援性動作。利用疫情突破「一中」底線及尋求國際存在,是台灣當局的既定政策方針,其內涵包括兩個方面:其一,以悲情地位與身份尋求國際支持以加入主權國家組成的WHO,但這一努力方向直接抵觸聯合國已有決議及中國原則立場,也不符合WHO關於成員資格及活動的既定準則,因此無法實質性突破,但相關的外宣與造勢活動可以渲染台灣的國際存在感;其二,利用疫情的公益性質謀求與美國關係的突破性進展,此次AIT的表態證明台灣的有關遊說活動取得了一定成效,美國已將台灣提升為「準盟友」的國際地位並予以合作及支持。    

兩岸衝突的危險路線越走越遠

美台關係的「突破」是一個漸進但極具危險性的過程,對中國的主權與國家利益造成持續性損害,也進一步加大了和平統一的難度:其一,美國涉台立法步步進逼,已經多次突破中美建交之「一個中國」原則的底線,中方保持了警惕與剋制,但美國並未止步,仍在一步步危險地試探;其二,美國國務院3月11日發佈的國別人權報告,繼續沿用既往的編制體例,將「台灣」作為獨立民主國家(democracy/country)單列,與中國相對立,這顯示出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已經異化為「一個中國,兩個代表」,並不符合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礎,也不符合聯合國決議確定的國際法基礎,是對中國主權與國際法秩序的雙重挑戰;其三,AIT聲明中再次明確使用「武漢冠狀病毒」概念,對此次疫情發生予以地名污染,違反WHO防疫合作政策指引,台灣對此完全沒有異議甚至積極認同,顯示出對WHO政策指引的無知以及對美國政策與利益的盲從,甚至台灣主流媒體對這一概念的使用在早期已有泛濫之勢,折射美台在對華輿論戰和外交博弈上的默契與共識;其四,台灣民主化之後的多輪選舉與民主鞏固,已經將台獨本土主義滲透到公權力及社會的每個角落,利用台灣的民粹化氛圍和多數暴政對「九二共識」予以封殺,對兩岸和平統一予以拒斥,對島內統派力量予以嚴酷的政治打擊與法律追懲,造成了「台獨」的單一選項及兩岸衝突的高度風險。美台抗疫合作貌似符合台灣一時的外交與公共衛生利益,卻是在中美對抗與兩岸衝突的危險路線上越走越遠。

背反選擇損害台灣經濟社會長期利益

總之,疫情之下,中美關係與美台關係均在經歷重大危機考驗與重構。美國的政策選擇有其國際戰略考量,在關鍵時刻可能完全放棄台灣,這是「棋子政治」的理性邏輯,是台灣無法迴避的機會主義風險。但台灣的過度親美政策則是對自身根本利益與公共衛生長期利益的嚴重損害:其一,在全球抗疫中,大陸的先期經驗、對各國的實質性援助以及與WHO展開的全球抗疫合作,是寶貴的實踐經驗和機制成果,台灣對此置若罔聞甚至利用疫情大肆污名化,是一種政治反智取向;其二,在武漢台胞包機返台問題上,台灣當局多層設阻,不僅損害台胞利益,也破壞兩岸在抗疫事務上難得的合作機會與修復情感的契機,肆意將疫情政治化;其三,台灣公共衛生的長期利益並不取決於美國的零星恩賜式示好與利用,而是兩岸和平發展基礎上按照既定慣例參與WHO的國際法正途,台灣捨本逐末,捨近求遠,一意孤行,造成台灣公共衛生防控體系在全球化秩序下的長期漏洞,也是對台灣民眾根本福祉的直接損害;其四,新冠肺炎疫情將整體改變全球化與經濟運行的地緣布局,中國大陸市場將成為最具活力與吸引力的經濟空間和發展引擎,台灣在抗疫合作及兩岸關係上的背反選擇對台灣經濟社會的長期利益是具有損害性的。美台關係的漸次突破及台灣本土分離的政治加速,很可能是台海衝突與中國戰略決斷行為的關鍵誘因,從而結構性改變東亞地緣政治秩序,為中國經略海洋與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帶來重大考驗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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