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麟:加強管治人才培育系統 可突破問責制樽頸

2020-03-23
朱兆麟
香港政治及管治學院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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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嚴重,港府防疫措施被指反應緩慢,未能及時回應民眾訴求,管治能力備受質疑。有論者就認為本港不乏辦事人才,卻缺乏「管治人才」。要改善問責制運作,加強問責官員與公務員配合,必先加強管治人才培訓。 

高官問責制推行十多年,原意是使問責官員集中制定政策,「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隊伍可專注於決策執行層面;而問責官員以合約制聘用,也可有彈性吸納各式人才。可惜近年面對危機時,屢有官員政治觸覺遲鈍,例如應對口罩等抗疫物資供應短缺,以及推行針對外遊回港人士的檢疫措施,都顯得後知後覺。

要成為「管治人才」,既要有對民情的觸覺及敏感度,也要有對公共事件的判斷力及決策力。這一系列能力難以一蹴而就,除了累積經驗,也要透過有系統的培訓,以提升政治觸覺及管治經驗,及持續了解最新的社會形勢,才能應對瞬息萬變的社會。

啟發自新加坡,將於2026年落成的公務員培訓學院,旨在加強公務員的管治技能和知識,以及對內地及國際事務的觸覺,但若由公務員培訓處主導運作,課程立體程度恐有所局限。相較而言,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屬政府法定機構,於行政和政策自主性較大,董事成員亦多元化,包括有高級公務員、私人公司高層和學界代表,可更大彈性去制定課程;透過他們的不同專業層面,也可領導各種課程發展及政策研究。

政府亦可考慮為公務員培訓學院撥出部分學位,津貼有潛質年輕人入讀,並引入商界捐助。例如日本由松下電器創辦及負責支出的「松下政經塾」,每年都嚴格挑選小量青年,進行長達四年的政治學、經濟學及軍事培訓,學員每月有約二萬元港幣的助學金,可專注學習,多年來為日本培訓出大量國會議員,甚至首相野田佳彥等政治領袖及人才。

本港的公務員學院成立後應多與坊間的大專院校、民間機構、商界甚至政黨合作,舉辦部份管治相關課程,除了裝備已進入政府的問責官員及公務員,也可為有志進入政府的青年提供培訓,增強政府的人才庫,作為高官問責制有效運作的最強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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