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婷：新加坡政務官系統是否比香港好？
早前葉劉淑儀撰文比較新加坡政務官和香港政務官，總體來說有合理的地方，但她忽略了幾個要素，致使香港政務官系統未能追上新加坡。
首先，新加坡政務官的收入部分，與香港情況不一樣，除了基本薪金，還有年終獎金，花紅。而且政府代為繳交的公積金比例達到兩成。如是者，月入十萬的話，香港公務員實收120萬一年，但是新加坡的則可以去到150萬左右。香港公務員也只有獲得額外10%的強積金供款。
同時，香港政府近年大幅削弱了政務官的海外進修和持續學習的津貼。不少新入職的政務主任，只是獲得到英美留學兩個月的安排，每年回內地上課兩周。這樣的安排遠不及新加坡。他們的政務官會被派往一流學府上課一年，廣交各國朋友，深入學習政治和公共管理知識。
筆者曾經在工作上與多名新加坡政務官交流，他們不少有兩個碩士學位，他們會選擇在下班後，到國立大學多進修一個工商管理碩士，或是中國研究課程，掌握最新的形勢和技能。
但是這個制度也有它的盲點，就是相對精英化和離地，而今次疫情正好反映了過分依賴政務官出現的問題。政務官在疫情初期忽視了民眾對疫情掌握的資訊，以及一些地區如香港、台灣的做法，而是專注在他們認為對的策略。結果是從外地返回新加坡的旅客，國民和客工引爆了第二波感染，讓新冠病毒的衝擊比原先嚴重。精英的自滿也讓新加坡今次轉換策略慢了一些，導致要比其他地方更長的隔離措施，變相重創當地的零售，飲食和旅遊業。
筆者認為，在新局長上任後，香港未來政務官制度可以逐步改革。首先，重新設立為期半年到一年的學習課程，讓優秀的政務官前往外地進修。第二，必須在早期派到各區擔任助理民政專員，以及定期與立法會議員、區議員交流，掌握民情和民意。第三，宜重新開展高級政務官招聘計劃，補充一些離職的人員，以及從私人市場吸納人才。第四，加強與私人機構和跨國企業的人才交流計劃，讓政務官能夠在私人市場領略新知識和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