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香港國安法「加快立法」正當必要

2020-06-19
田飛龍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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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啟動審議《維護香港國家安全法》,顯示出「加快立法」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這部各方矚目的涉港立法有望在較短時間內落地生效。

根據《立法法》規定,普通法律草案需要經過常委會三次審議才能交付表決,中間還可能經歷不同層面和對象的立法意見徵集以及法案細節修改。此次由委員長會議提請首次審議,邁出了正式立法的第一步,符合憲法及立法法有關條款和程序的要求,也符合涉港國安法「加快立法」的政治共識。

之所以需要「加快立法」,主要理由是:其一,5月28日通過的人大決定已載明立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憲制性義務加快立法以落實人大決定,完成全部的立法程序,保障香港國安法及時落地生效;其二,香港本土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正在加緊破壞立法進程,G7外長聯合聲明顯示外國干預的嚴重性,客觀上推動中央加快立法進程,展現維護國家安全及反擊一切外來干預的堅強意志與決心;其三,香港本地立法遲遲未能完成,國家安全法律漏洞不斷擴大,立法遲延一日,國家安全利益就受損一日,故加快立法符合維護國家安全的總體目的;其四,中央對此次立法高度重視,前期準備相對充分,對香港各界立法意見亦有專門聽取和吸收,加快立法能夠滿足科學性和民主性的要求。

香港局勢在去年以來的反修例黑暴運動中已出現法治權威受損及市民自由權利受破壞的嚴重情況,國家安全亦受到嚴重威脅,止暴制亂的法治任務一直未能完成。香港市民團體對中央立法保護多有建議和請求,此次立法某種意義上也是應民所請的國家保護行為。香港國安法可以起到多方面的保護性作用:其一,可以有效彌補香港國家安全法律漏洞,精準打擊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維護香港法治及民主秩序;其二,可以保護和平守法市民的自由權利,使之免受黑暴勢力的恐怖襲擊與威脅,免受香港「顏色革命」的裹挾及家人遭受歧視的威脅;其三,有助於香港快速完成止暴制亂,恢復繁榮穩定,給市民及外國投資者以和平安寧的信心,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其四,有助於依法清除外部干預勢力在香港的非法利益和顛覆性網絡,避免香港成為顛覆國家的政治基地,從而維護「一國兩制」的整體制度安全。

香港市民對立法的擔憂受到反對派及外部勢力的嚴重蠱惑及扭曲,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負有澄清立法意圖和保護性邏輯的普法使命,這在人大決定中已有載明:其一,國安立法僅僅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四種犯罪及少數極端勢力,不針對和平守法的大部分市民,不會減損市民已經享有的自由權利;其二,國安立法會注意與香港本地法律包括普通法進行對接,滿足香港本地的法治標準和人權標準,是對香港自由、法治、人權的保護和促進;其三,國安立法需要納入香港教育體系及社會宣傳計劃之中,使普通市民懂法、守法、護法,學會運用這部法律武器與黑暴勢力作鬥爭,共同維護香港法治與繁榮穩定。

香港國安法不是政策性法律,而是具體可執行的、規則化非常明確的特別刑法,因此需要在規則上清楚訂明罪狀和刑事責任,這也是香港社會尤其香港法律界在立法意見中清晰表達過的。

香港國安法按照成文刑法的模式,對四種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具體描述其罪狀、刑罰以及有關執法機構的法定職責、執法權力、法律程序、證據規則等,具有實體法、組織法與程序法的綜合性法律特徵。同時,這部法律還必須注意與香港本地法律尤其是普通法相銜接,既合理尊重和吸納普通法規則,又根據成文法原理制定明確規範以補充、修正乃至於改造不適合國家安全利益保護的普通法規則。制定法具有充分的正當權力重塑普通法並改正其不合時宜及違背立法目的的既有規則,這在任何普通法國家都是通例,而我國是成文法國家,對香港普通法自然具有立法上的正當權力加以重塑。在立法者的多次說明中早已澄清,香港本地法律不得與香港國安法相抵觸,否則無效。

在罪責清晰的立法規則下,香港國安法設定的國家駐港執法機構及香港特區自治機構均有法定責任全面準確實施這部法律,共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這部法律的權威性與威懾力是毋庸置疑的,由於具有全國人大的授權,香港司法覆核不能質疑立法的合憲性,香港反對派企圖以司法複核挑戰這部法律是不可能存在勝訴空間的。從立法動議以來香港反對派的「跑路」姿態以及外部勢力的恐慌情緒來看,這部法律的威懾性已經初步展現,未來更可以有效打擊本土極端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維護香港法治權威與「一國兩制」制度安全,保護絕大部分和平守法市民的自由和民主權利。這部國安法對香港本地國安立法亦將起到顯著的示範、監督與促進作用,共同構成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嚴密法律體系與執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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