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世界正「夢遊」走向戰爭

2020-08-31
鄭永年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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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向中國各界(政黨、政府、企業和個人)發起的一系列極具攻擊性的動作,令人眼花繚亂,顛覆人們業已確立起來的「美國觀念」,唯一使人們感覺到的只是「只有人們想不到的,沒有特朗普政府做不到的」。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只是這個權力就是一切、一切為了權力的美國總統,在特殊的時刻(美國大選)所使用的特殊手段嗎?如果這樣,人們便過於天真了。

美國對華政策的急劇變化具有其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早就隱含在特朗普之前數十年的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進程之中,是超級全球化導致美國超級民族主義(hyper-nationalism)的崛起,而這種超級民族主義以特朗普的形式表達出來。如果不是特朗普執政,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的個人所用的方式不同而已,形式不同而已。

這一波超級全球化,由1980年代英國撒切爾革命和美國里根革命發始,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終止。和以往的全球化相比較,這波超級全球化呈現出幾個顯著的特點。以英美為核心的西方國家放鬆經濟管制,尤其是金融的管制,金融資本、技術、人才和製造業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

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有效配置,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巨量的財富被創造出來,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資本階層還是勞動階層,凡是被納入這個全球化進程中的,都獲得了不小的利益。世界似乎普遍興旺繁榮。

樂在其中的人們為超級全球化欣然的同時,西方社會發生了人們並不想看到,也沒有預期到的變化。在個人層面,收入和財富差異急劇增加和拉大,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的收入和財富急劇減少;中產階層快速縮小,而底層(窮人)擴大,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社會,從往日引以為傲的「中產社會」向「富豪社會」轉型;因為社會分化而已經弱化的政府,失去了全面的經濟主權,儘管國家名義上的財富得到擴張,但國家因為資本、技術和製造業的流失而失去了稅收和就業。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則為這個過程雪上加霜,因為這些技術導致就業機會的急速減少。

因此,西方社會很快從超級全球化轉變為超級民族主義。在內部,西方首先表現為右派民粹主義的崛起,而右派民粹主義崛起的外部表現,就是基於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反移民、反全球化、反國際合作、單邊主義等,都是右派民粹主義的普遍特徵。右派民粹主義先在歐洲崛起,現在不僅延伸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而且其中心轉移到作為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

作為自由資本主義的典型,美國成功避開了19世紀、20世紀歐洲式的社會主義運動,避開了歐洲式的福利國家制度。歐洲諸國的福利制度,限制了右派民粹主義,但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沒有能力抵禦右派民粹主義。正如奧巴馬政府的改革政策所表明的,美國的客觀現實,要求這個國家發展成為歐洲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但內部的保守(右派)民粹主義的崛起,使得這個努力成為不可能;相反,右派民粹主義力量努力把內部矛盾轉移到國外,導致超級民族主義的盛行。

沒有世界的世界觀

歷史從來不缺經驗教訓。這些年來,人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討論「修昔底德陷阱」或「1914年場景」。2014年前後很多人相信,當時的中美關係猶如1914年一戰之前歐洲國家之間的關係,但當時並沒有多少人信,總認為當時的世界和1914年前的世界,具有不同的性質。但現在沒有多少人會這麼認為了,只不過「1914年場景」來晚了幾年。

從1875年到1914年的數十年間,世界經濟經歷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交織在一起,共同推動全球化。因為當時的全球化以歐洲國家為核心,全球化導致歐洲各國經濟高度互相依賴。儘管民族主義在崛起,尤其在遠較西歐落後的東歐國家,但沒有人相信歐洲國家之間會發生衝突,總認為衝突是可控的。

經濟自由主義的信條是「看不見的手」,即每一個人的自私自利行為,最終可以通過市場導向社會總體福利的提高。人們也相信這一信條能夠發生在國際政治領域,相信各國的自私自利行為(民族主義是其集中體現),會導向國際集體福利的提高,即和平。因此,各國都認為自己的行為正當合理,是道德的。結果呢?猶如歷史學家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在《夢遊者》(Sleepwalkers)一書中所說,大家最終「夢遊」到了戰爭里。

今天的世界其實和「1914年場景」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簡單地說,物質世界的超級全球化不僅沒有導向人們心理世界的全球化;恰恰相反,越來越多人的心理世界,越來越「地方化」和「狹隘化」,而心理「地方化」和「狹隘化」便是超級民族主義的心理基礎。或者說,超級全球化要求人們的世界觀具有越來越多的「世界」成分,但實際上今天人們的世界觀越來越沒有「世界」了。

超級民族主義是人們(主要是掌權者和財富掌握者)在超級全球化下「夢遊」的結果。超級全球化為一些個人、一些企業和一些國家創造了無窮的機遇。但無論是個人、企業還是國家,都是夢遊者,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環境里,他們對真實的世界缺乏理性思考。新自由主義教條告訴人們,世界本來就應該這樣;在這個世界裡,資本應當是完全自由的,因為資本的自由為社會帶來巨大的福利。新自由主義的信仰者(也往往是利益獲得者)則相信,世界本來就是這樣的,並且會永遠如此。

實際上則不然。儘管財富階層越來越富有,更多的個人和社會階層卻成了超級全球化的受害者。在富豪社會裡,財富階層既沒有社會責任心,也沒有儘力去推動政治的變革,以實現哪怕是低度的社會公平和正義。儘管有少數美國富人催促政府向他們多徵稅,但對既得利益階層整體來說,這種「自我革命」幾乎沒有任何可能性。實際上,既得利益沒有能力自我革命,也是歷史上經常發生的「革命」的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IT技術、社交媒體一方面在推動超級全球化,不僅僅是物質的全球化,而且還是思想觀念的全球化,但另一方面也以最快的速度促使認同政治的形成。今天,無論哪個社會,「信息蠶」的問題普遍存在,並越來越深化。人們在現實世界沒有安全感,所以轉向虛擬世界。

缺少社會責任感的IT公司,並沒有阻止這種分解社會的趨勢;相反,它們紛紛利用這個機會來圖謀巨大的商業利益。結果,人們的意識碎片化,意識上形成各種「團團伙伙」,因為只有這種虛擬世界的認同感,才表現出「弱勢群體」的團結感和力量感。收入財富的分化本來已經使得社會高度分化,而意識上的分化加劇了社會的碎片化。族群、民族、種族、宗教、階層和階級等之間越來越分化,各自的行為也越來越激進化,甚至暴力化。

結果便是社會的解體和衝突的頻發。國內認同政治多年前在歐洲爆發,以移民問題為核心。現在轉移到美國,以族群政治為中心。外交是內政的延伸,美國的外交政策只不過是內部的民粹主義情緒,演變成為外部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產物。在民族主義引導下,國家超級自私,由以自己所認知的狹隘利益為導向,作出表面上理性,實則非理性的決策。

無論是認同政治還是民族主義情緒,都具有把自己道德化,把別人妖魔化的特徵。很顯然,一旦自我道德化,自己做什麼都是正確、正義的。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深深陷入認同政治的陷阱。

重組內部結構之必要

實際上,對美國來說,把內部矛盾外部化並不能有效解決內部問題。與中國的衝突,哪怕是戰爭,也解決不了美國的內部問題。美國的問題是內部經濟和政治結構問題。矛盾的爆發只是表明美國迫切須要調整和重組內部結構。歐洲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是個大趨勢。儘管近年來美國對民主社會主義的訴求聲音趨於強大,但要轉化成為實踐,需要很長的時間。歐洲經歷了長時間的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美國也必須找到自己的方式來實現轉型。

作為超級大國,美國認同政治的影響遠超美國本土。其他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有自己的「理性」算盤,大都把中美衝突,視為獲取自我界定的利益和自我認同的價值觀的機會。澳大利亞、英國等西方國家早已選擇和美國站在一起,另一些西方國家準備和美國站在一起。印度和東南亞一些與中國有南中國海領土主權糾紛的國家,也試圖趁這個機會來獲取一些利益。台灣不僅有美國在背後推動,台獨力量也試圖在尋求獨立上有所作為。

不僅政府如此,企業也如此。美國的企業總是標榜如何獨立於政府,但在中美交惡的情況下,這些企業也越來越有民族主義的色彩。一些企業利用這個機會,主動攻擊和妖魔化中國的企業,哪怕是民營企業;一些企業積極配合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另一些企業則已經表示隨時可以配合政府的需要。更多國家的企業,更是對政府把中國企業排擠出本國的行為推波助瀾,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自己發展的好機遇,他們可以填補中國企業所「讓出」的空間。

更為重要的是,所有這些角色都以為自己的決策和行為是理性的,是道德的。很多角色已經深深陷入「夢遊者」的角色。正如一戰前的經驗所顯示的,如果這些角色不能醒來,他們必然「夢遊」到最終的衝突。

美國的對華政策必然要招致中國的反應。可以理解,在外交上,中美兩國官員和社會一直在互相抱怨、互相叫罵。這些年來,中國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也同樣高漲。就收入和財富差異來說,超級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並不比其他任何國家低。基於百年恥辱之上的民族主義情緒還沒有消失,又迎來了因為國家崛起而產生的當代民族主義,民眾因為國家的富強而自覺地驕傲。

歷史地看,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當代的,中國民族主義具有強大的能量。至少在言辭上,一些人主張就美國的對華政策進行全面出擊,人們也一直在反擊。一旦這種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反映到中國的對美政策上,中國也會陷入「夢遊」狀態。實際上,中國迄今沒有跟美國「起舞」,也明確表示不會跟美國「起舞」,但即使這樣,中國的忍耐度也是有限度的。

一旦美國損害了中國的根本國家利益,尤其是包括台灣在內的核心利益,中國必然會有效反擊;同樣,一旦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人們也必然會「自下而上」地反擊,而不會考慮到這種反擊的贏輸問題。

也就是說,一旦中國和美國及其盟友一同「夢遊」,戰爭的可能性就會急劇增加。

不過,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或者對受美國對華政策影響的其他國家的對華政策,中國如何保持其理性的反應方式,其重要性怎麼說都不會過度。美國是針對中國的,跟隨美國的那些國家也是針對中國的,其他一些國家即使不是直接針對中國,但對中國的崛起也是有諸多的不確定性,甚至恐懼,它們也是可以乘人之危的。

歷史地看,整個世界秩序正在解體之中。起死回生的努力不會中斷,但效果令人懷疑。解體之後的重建更有可能。國際秩序的解體便是國際大危機,但不一定是世界的毀滅,也有可能是新世界的誕生。正如一個國家內部的革命或反抗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國際衝突甚至戰爭也是如此。歷史往往通過摧毀現存體系的方式(無論國內還是國際),來解決一些現存體系之下所不能解決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

但很顯然,這種歷史宿命論本身就是人類的悲劇。如果相信和平是美好的,人們就沒有理由不去阻止那些向悲劇「夢遊」的行為。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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