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詠紅:黨領導的市場經濟

2020-10-27
韓詠紅
聯合早報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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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第三季度實現了經濟增速「負轉正」的華麗轉身。本周公布的官方數據顯示,7月到9月中國經濟增長了4.9%,帶動前三季度同比增長0.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預測,中國將是今年唯一取得正增長的大型經濟體。更重要的是,多次被質疑為不準確的中國官方數據,這次得到不少國際分析機構投下的信任票。分析人士研究了數據,認為中國擁擠的馬路、黃金周熙熙攘攘的人群所投射的復蘇景象,不是假的。

總體而言,中國經濟回暖的領域在加寬,復蘇跡象從投資、出口,擴展到消費與服務業。這些數字,正暗暗地給予西方世界無聲的心理衝擊。

畢竟,與中國的「轉身」形成對比,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作為西方民主與資本主義制度與精神代表的美國正陷入第三波疫情,更黑暗的時刻還在眼前,而中國卻已突破重圍,率先復蘇。這除了要歸功於中國官民抗疫得力,也有賴於中國經濟的內在韌性,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最近就連續討論一個新詞彙:「習近平經濟學」(Xinomics)。

西方輿論將人名+經濟學的英語拼音組合,來指稱政治領導人的經濟政策,已行之有年。從早年的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到近年的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李克強經濟學(Likonomics),並非每個「名人經濟學」都能走到最後並被證明成功,但這種命名法讓人印象深刻,在一定程度上,能被稱做「某某經濟學」,也說明該政策有着內在邏輯和完整性。

「習近平經濟學」的特徵是什麼?「安倍經濟學」有「三支箭」,《經濟學人》也對「習近平經濟學」歸納出三大元素。

首先是對經濟周期和債務的緊控制。西方媒體用經濟概念來解析的中國政策,很符合國際閱聽人的接受習慣。如果查詢中共文件,那就要叫打好決勝小康「三大攻堅戰」,其中首要是「防範化解重大風險」,而金融風險又是其中最突出的重大風險之一。

「三大攻堅戰」在2017年寫入了中共十九大報告,而在此前,習近平在2012年接任中共總書記不久後就要求「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2015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強調「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這都是在管控經濟周期和債務,緩解2008年中國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大規模刺激經濟所遺留的問題。曾經一度,中國的債務風險讓經濟學界相當擔憂,經過幾年努力,這個風險已有所緩解。

「習近平經濟學」的第二個元素是提升政府行政效率,改善營商環境,使商業規則更透明、更講法治,有利於創業。中共近年雷厲風行的反腐運動,也起到輔助作用。

這套「中國式經濟學」里最具爭議,並且衝擊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定義的是第三個元素:國有企業與民企運作區別的模糊化。一方面,中國國企的行為變得更像民企,國企經營更尊重市場規律,也更積極進入原先由民企主導的市場競爭性領域,可能對民企形成擠占效應。另一方面,民企被要求加強黨的領導,民企與外企都被要求建立中共黨組織,一些黨員人數多的外企還成立了黨委。

《人民日報》宣傳過一個案例: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的黨委參與決策前置程序,並否定了美方總經理提名的部門經理人選,原因是黨委在360度評估後認為該人選「領導力不強、大局意識不足」。這個例子不確定有多大普遍性,但它反映出黨融入企業運作的例子。

中共領導下的市場經濟——在龐大、具有多層次的中國經濟里,至少形成了這樣一個層次。這個模式到底是市場經濟?還是被西方國家詬病的「國家資本主義」?中國是否該享有市場經濟地位?中國民企科技巨頭是否應該被視為是中共黨政機器的一部分?這都是上述現實引發的爭議,也是當前中國與美國針鋒相對的根源之一。

中國的官方與企業要調和市場與政治的不同需求,裡頭涉及許多的不自然、矛盾與妥協。不過,也是這套機理讓中國經濟企穩與增長,還頂過了美國啟動的貿易戰,因而中國顯然不會輕易放棄這一套政治與經濟治理方式。由此推想,中美摩擦將長期持續,但也正因為如此,雙方又將被迫相互調整,只要彼此都能避免「顛覆性錯誤」,中國還有許多方面須要調整,美國也將務實地撇開意識形態的眼光,理性回應這套「經濟學」帶來的很大挑戰。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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