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業強:新思維規劃邊境用地 配合大灣區發展

2020-10-30
劉業強
新界鄉議局主席、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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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多,香港經歷前所未見的逆境,先有持續不斷的「黑暴、攬炒」,拖垮了香港的經濟民生,踏入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引致百業蕭條。據政府統計處最新數字,本港已連續兩季錄得經濟負增長,今年第二季GDP較去年同期下跌9%;失業率急增至6.1%,為2003年「沙士」後的新高。幸好港區國安法成功實施,黑暴氣焰已有所收歛,社會撥亂反正,加上疫情開始緩和,社會逐步重回正軌,當前急務是要走出低谷,設法重啟經濟。

然而,新冠病毒仍在全球多國肆虐,環球經濟復甦前景不明朗,故此,好好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大機遇,將會是香港在疫情後重拾經濟動力的務實方向。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四十周年慶祝大會上強調:「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基本方針,促進內地與香港澳門融合發展,相互促進。」深圳經過四十年來的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香港新界邊境地區的發展卻嚴重滯後,刻下正是我們改革規劃思維的契機,從更宏觀的角度審視香港整體發展。

善用新界土地  融入國家大局

中央全力推動大灣區建設,新界與深圳接壤的邊境地區,本應是發展的中心,可惜香港回歸祖國已二十三年,邊境地區發展仍然十分落後。特區政府過往進行土地規劃時,一直視新界邊境土地為偏遠地區,用來安置發電廠、堆填區、大型墳場及工業區等厭惡性設施,而計劃中的龍鼓灘填海,所得土地亦用作工業用途;此外,打鼓嶺沙嶺亦會興建大型火葬場、殯儀館及20萬個骨灰龕位的「超級殯葬城」。若單以香港的地理作出考慮,這樣的規劃是可以理解,但在大灣區的發展戰略下,情況已有所不同。按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深圳和香港同是大灣區建設的中心城市,藉由兩個城市強強聯合,提升整體實力。新界由以往香港的邊陲地區,搖身一變成為深圳、香港兩地的連接點,成為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的橋頭堡。新界的角色出現了大幅度的轉變,倘若特區政府在城市規劃上仍然抱殘守缺,把極具污染性的堆填區和工業設施,設置在與「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僅一水之隔的屯門,未必是最有效利用土地資源的方案。而且,這些設施產生的污染物及臭味不但影響附近居民,也會飄揚至深圳及大灣區內其他地方,因此,特區政府有需要重新審視新界的發展藍圖,以騰出土地,推動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否則任由現在紊亂的規劃情況發展下去,極可能影響大灣區的建設,妨礙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甚至損害香港長遠的競爭力。

港深邊境地區  潛力無限

事實上,港深邊境地段極具發展潛力,適合作中、高增值發展,大灣區其中一個重點建設項目「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正好設在港深邊境地區上。佔地87公頃的落馬洲河套區的總樓面面積,是現時白石角科學園的3倍,是香港最大型的創新科技平台,而河套區將與深圳的科創園區共同發展,配合2022年皇崗口岸重建後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可充份發揮新界的地理優勢,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定位。河套區預計2023年開始啟用,我期望政府加快落實河套區科技園的工作進度,帶動河套區周邊地方的發展,並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格局上發揮更好的作用。

除此之外,隨著蓮塘/香園圍口岸開通,在大灣區為背景下實現了貨物「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重大政策,而沙頭角口岸在完成重建後將會取消貨運功能,改為純旅檢口岸,為沙頭角帶來全新的機遇。沙頭角墟的獨特文化歷史不但吸引本地居民到訪,更有能力成為國際級旅遊景點,但目前沙頭角墟一帶仍然被列為邊境禁區,出入必須向警務處申請禁區通行證,繁複的手續令不少遊客卻步,這無疑是與大灣區融合發展方向背道而馳。倘若開放沙頭角墟禁區,日後能夠以沙頭角墟為樞紐,利用位於禁區內的沙頭角公眾碼頭帶動附近外島如吉澳島、印洲塘海岸公園的旅遊業發展,以及與深圳鹽田區合作,建立深港沙頭角國際旅遊消費合作區,深化經貿、文化、旅遊等多方面的交流,共同創造一個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有助刺激兩地經濟及改善居民生活質素。

先易後難  逐步解禁沙頭角

特區政府多年來以保安原因為由,拒絕撤銷沙頭角墟禁區。但隨著深圳經濟發展水平的躍升,偷渡活動已大為減少,而且相信透過兩地邊防部門加強合作,一定可以遏止相關不法活動。我認為,應儘快撤銷沙頭角墟禁區,如果特區政府仍然有疑慮,可考慮採取先易後難的方式,在繼續保留「中英街」禁區的前提下,先開放沙頭角墟的大部分範圍。

粵港澳大灣區為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機會,我們必須好好把握,以新思維進行城市規劃,善加利用邊境地區的土地,以釋放香港最大的發展潛力,同時與深圳及大灣區內各城市優勢互補,錯位發展,帶來協同效應,配合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同時,亦為香港注入源源不絕的增長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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