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詠紅:告別一個時代

2020-12-28
韓詠紅
聯合早報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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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義教授走了。帶着他招牌式的爽朗笑容,告別了這個時代。

教授的公子、本身也是東亞專家的史蒂文沃格爾(Steven Vogel)在《日本時報》上撰文,緬懷父親傅高義「有不可抑制的能力,能從每一個人、每一個國家中看到善」,「他最會被銘記的,是他無盡的開朗和男孩般的熱情。」

這幾句描繪讓人動容。我無緣與傅高義教授直接接觸,但看到上述生動形容,腦際也立即浮現傅教授在各種照片中的留影,在他耄耋之年的睿智容顏中,同時洋溢着少年般的好奇心、熱情與善良。這是傅高義式的輕鬆,也是許多智者均有的純真。

中國微信公號作者「兔主席」曾經協助傅教授工作多年,在傅教授撰寫《鄧小平時代》時,協助他看文獻、整理文稿、參與訪談等。「兔主席」撰文回憶傅教授樂於提攜年輕人、總能在其他人身上看到優點,「但他並不是一個簡單、單純的人」,對方來路不正、心術不正,也一樣躲不過傅教授的眼睛。

本周一傅教授病逝的噩耗傳出後,日本媒體最先報道,中國的學術界一陣震動、傷感與深深惋惜。

要說他的學術著作,實在談不上眾多,差不多就是八本,然而每一部都是傅教授研究多年的心血,多年磨一劍的習慣與堅持,得益於嚴謹的社會學功底與田野調查訓練。他能說流利的日文和中文,在1960年、70年代出版的《日本的新中產》《共產主義下的廣東》《先行一步:廣東的改革開放》,都是依據大量一手資料與和當事人面對面深入採訪所成。正因為如此紮實的調查與研究,傅教授的好些著作都產生了巨大影響。除了在中國與日本之間切換研究,他也曾在1993年出版了《四小龍:工業化在亞洲的擴散》,將視野擴展到東亞人當年熟悉又驕傲的:韓國、新加坡、台灣與香港。

傅教授曾說:「我的著作就像一個國家在某一時刻的一張照片」,一句話道出他學術的特殊處——他是以不帶意識形態成見、去除刻板印象和政治標籤的簡樸筆觸還原事件,對國家、個人、群體及時代進行忠貞記錄兼詮釋和解讀。

他潛心致志研究的主題既是日本與中國,更是東亞的現代化。作為一個美國學者,他始終以西方受眾為對象,希望通過研究對美國帶來啟示、借鑒和實際用途,比如《日本第一》的副題就是「對美國的經驗教訓」。而為了更好做到這一點,也是基於知識分子的天職,他就要以更忠實、平視的眼睛看待研究的對象,並且不迴避要為此而展示有巨大爭議的立場。

《鄧小平時代》對鄧小平的評價,當然與中國官方不全然一致,比如傅教授形容鄧小平是為中國轉型過程提供全面領導的「總經理」,而非總設計師,但他正面肯定鄧小平領導的對中國轉型,並認為這是2000年以來中國最根本的變化。新加坡前資深外交官馬凱碩就一針見血指出,因為天安門事件的緣故,「在西方,讚賞鄧小平是政治不正確的,但是他(傅高義)有勇氣這麼做。」

傅教授在《鄧小平時代》序言里寫到:「我寫這部關於鄧小平的書,心目中的讀者首先是西方讀者。作為一個研究中國事務長達半世紀的人,我深知如果中國人和西方人能處理好他們的之間的關係,世界的未來會變得更好,而這又要求雙發達成更深的理解。」

因為這份讓中國人強烈共鳴的友好與情懷,也因為接受了部分刪節,《鄧小平時代》難得地獲准在中國大陸出版。而在本周傅高義教授辭世後,中國外交界與學界一片惋惜之聲。一個最普遍的感嘆是,美國新一代的「知華派」學者又在哪兒?有評論指,美國現在較活躍的「知華派」,反而是鼓噪中國威脅論的「假知華派」。也有人呼籲,需要新的互動模式,積極引導美國國內新生代「中國通」更加客觀理性地認識中國、看待中美關係發展。

中美確實大有必要增進理解。但也要承認,曾經產生傅高義、李侃如、基辛格等西方大儒的時代已一去不返。他們那一代的美國與西方學者,親身經歷過戰爭與冷戰,見過中國經歷的貧窮,知道改革前中國的面貌,更了解改革之艱難與巨大的政治風險。他們在美國體制與學界交換位置,發揮學術與政治影響。今人,很難再有與當年人一樣的能量與情懷。

畢竟,崛起後的中國已經完全不一樣了,美國也沒有了戰後初期的自信、匡濟天下的理想主義與現實條件,學人也難有當年人的純粹與堅持。未來的美國「知華派」在哪兒?在惋惜過去之餘,中國不妨也思考,崛起的中國能不能像當年的美國一樣,培養出一批能深刻、客觀又平視美國的「中美派」?他們能否為促進中美理解發揮與當年美國「知華派」一樣的作用,而不會被質疑為「崇美」或不愛國?答案並不樂觀。

此時,傅高義教授帶着他的理想主義離開了世界,而我們也由此,更清楚看到一個時代的告別。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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