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偉峰:香港納入國家治理 需理順七大關係

202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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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中評社社長郭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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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與會嘉賓合影

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郭偉峰日前在關於香港問題的論壇中指出,事實已經說明,香港必然會深度納入國家治理的環節中,所以,在香港問題上理順關係,是中央政府的責任,也是特區政府的職責,更應該是香港全社會的認知乃至共識。香港要適應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需要理順七大關係。

郭偉峰指出:九七後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是對中共執政的重大考驗。如輿論指出,中共十六大定之為「嶄新課題」,十七大定之為「重大課題」,十八大定之為「根本宗旨」,十九大定之為「基本方略」,重視程度和認知水平與時俱進。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視察香港時候指出:「香港從回歸之日起,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更是把「一國兩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內容,成為了中共新的新時期任務。習近平總書記還提出,「既要把內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好,也要把香港的資本主義建設好。」「兩個建設好」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更高要求。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不是要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而是要求香港與國家主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行不悖,並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郭偉峰表示:因此我認為,中國當前正在全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理順關係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措施,不了解國家治理性質,就無法理順各種關係,就無法解決重大矛盾。事實已經說明,香港必然會深度納入國家治理的環節中,所以,在香港問題上理順關係,是中央政府的責任,也是特區政府的職責,更應該是香港全社會的認知乃至共識。

郭偉峰說,香港要適應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需要理順以下七大關係:

第一,要理順「一國與兩制」的關係。習近平指出,「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我們知道,「一國」與「兩制」之間存在主次關係,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過去一段時間「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中發生了重大的失誤,根本原因就是「一國」與「兩制」的關係被扭曲為對立關係。現在這樣的畸形關係正在扭轉過程中,但非一日之功。習近平指出:要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習近平給香港特區政府\建制派以及各界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香港上下需要理解與掌握,才有可能理順早已失衡的關係。

第二,要理順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中央應該是上,特區應該是下,這是上下關係。但是長期以來,這樣關係卻被扭曲為對抗關係。諸如可以用高度自治權對抗中央管治權之類的謬論,竟然成了香港很多政客的共識,甚至成為了外部勢力以及非建制派的信心來源,當然最後的結果就是他們在鬥爭中慘敗。中央在2014年6月就明確提出,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對此,當時香港的反對派竟然沒有人相信。現在,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健全中央全面管治權的制度,以維護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建的香港憲制秩序,已經是大勢所趨,無人不信了。中央加強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應該算是理順了關係。

第三,要理順政黨與政制的關係。香港沒有成熟的政黨政治,最大的特徵就是沒有執政黨,所以香港的政治制度可概括為「行政主導、三權分置、司法獨立、行政長官向中央總負責」。但是,長期以來,「三權分置」被扭曲為「三權分立」,政黨與政制的關係成為結構性的對拼關係,政治勢力各行其是,互相衝突,導致政制失去平衡、政治紛爭不息。現在,香港國安法的落實與選舉制度的完善,最為有效地遏制了所謂的「三權分立」認知錯亂造成的政治危害。但是,必須看到,「三權分立」的意識已經深入香港社會骨髓,要清除乾淨必須下大氣力。

第四,要理順經濟與民生的關係。香港經濟高速發展,金融市場傲視群雄,財團寡頭如日中天,但是民生工作卻做得不夠好,主要是沒有掌握民生經濟的核心內涵,沒有改善民生的新思維、新主張、新辦法,導致率先跨越中低收入陷阱的香港,卻墜入民心惶恐的陷阱,經濟與民生的關係成了對頭關係,經濟越發達,民怨卻越大,成為了香港的悖論,也是香港的亂源之一。須知,民生經濟就是把保障和改善中低收入社會成員的生存發展條件作為主線貫穿於生產、分配、消費等經濟運行的全過程,通過理順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比價關係,實現資源合理配置,提高社會整體經濟效率,提升社會總福利水平的經濟發展模式。發展民生經濟,有利於實現發展目的與手段的統一、效率和公平的統一。香港特區政府對這樣的民生經濟系統內涵,應該是比較陌生的,應該向內地學習,並運用於香港。

第五,要理順對內與對外的關係。對內,指的是面對內地,對外,指的是面對歐美。長期以來,香港在社會意識形態方面是輕內地、重歐美的,可以說這已經成為了香港社會意識形態的痼疾。歐美在香港擁有最大的話語權,用歐美的標準來衡量內地是香港社會常態。所以,對內與對外的關係形成了對錯關係,融入內地是錯的,追隨歐美是對的。這樣的畸形關係不作改變,香港難於長期穩定,更遑論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與歐美的社會制度當前處在了最激烈的博弈時期。誰是進步的?誰是落後的?對此中國本意是不用爭論的,更是期待各取所長。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其實也是對西方制度的高度尊重。現在,制度之爭成為了對決關係,你死我活,這樣的關係必然對香港有極大的負面影響。如何制衡與平衡?如何繼續做好中西文化的交流橋梁?將是治港者必須回答的非常艱難的考題!

第六,要理順進步與落後的關係。香港原本是以中產階級為主的保守主義特色濃厚的城市,保守主義的核心觀念是反對一切激進的革命和革新,主張節制政治,以妥協手段調和各種社會勢力的利益衝突。這從特區政府處理一些事務的手法中可見端倪。但是近些年來香港社會在進步與落後的關係上犯病了,保守主義秩序被打亂,激進主義壟斷社會情緒,狂熱的極端主義大行其道,反商反智反秩序的思潮狂飆,顛倒了進步與落後的關係,兩者成了對調關係。把破壞秩序當作進步,把維護秩序當作落後,把經濟發展當作落後,把政治衝突當作先進。這些人幾乎已經達到神智錯亂的地步。反對先進,迷戀落後,這樣的香港不會有好的出路。

第七,要理順年限與價值的關係。香港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是中央政府的承諾,距離50年的底限時間,現在僅有26年。26年之後怎麼辦?中央政府不可能立即再做承諾一百年不變,這就產生了年限與價值的關係,也就是說,香港在中華民族的百年復興進程中究竟有何價值?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應該在五十年屆滿之際停止,還是繼續延長下去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年限與價值應該構成對稱關係 。價值越大,年限就會越長。如果香港在中華民族復興過程中發揮不了積極作用,或者產生絆腳石的負面作用,那麼,年限與價值的關係就會形成互相損耗的對折關係。反之,香港在中華民族復興過程中發揮獨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國兩制」必然得以長期維持。這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歷史的要求。

今次研討會為中評智庫基金會與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大變局下香港面臨的主要挑戰與應對思路」,論壇由郭偉峰主持,與會評論員有:天大研究院副院長伍俊飛、香港亞太研究中心秘書長李風、《超訊》總編輯紀碩鳴、香港新聞聯副主席郭一鳴、香港中觀研究所所長劉瀾昌、中評智庫基金會執行長羅祥喜、副執行長陳耀桂。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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