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達:共富登場 防港現財閥

2021-08-23
李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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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高領袖擔任主任的中央財經委員會上周召開會議,正式捧出「共同富裕」,提出「合理調節過高收入」、「三次分配」,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等。「共富」正式登場,標誌著中共嚴防資本野蠻擴張,致力縮小貧富差距。在「黨領導一切」之下,這同樣適用於「新時代」的香港,中央不容本地財團任性,不容其發展成為財閥,不容其左右大局,不容其「造王」,要求他們在房屋等民生問題方面必須「多回報社會」。

改革開放後,中共打破「吃大鍋飯」的傳統體制束縛,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刺激經濟活力,亦成功令中國成為經濟大國。但與此同時,開始出現貧富差距等問題。一些巨富指點江山,操弄輿論,收買官員,試圖影響國策,更是令黨不安。

正如習近平所說,「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係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決不能允許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因此中央在宣佈進入「小康社會」之後,正式將共同富裕提上議程。

事實上,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央政策已體現鮮明的共富取向,包括致力脫貧,抑制高收入,如針對藝人、球員天價薪酬推限薪令,追稅,對巨型科網企業展開反壟斷。馬雲、王健林、許家印等一批張揚的富豪灰頭土臉,娶了某位中央領導人孫女的吳小暉更是鋃鐺入獄。

這次亮出「共富」,就是認為蛋糕已經做大,開始要「分好蛋糕」。中央講明「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不能將「共富」簡單理解為「打土豪分土地」、「劫富濟貧」,但富人階層不可能再「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而必須在慈善、交稅等方面「多做點事」,回饋社會,預料後續政策將更加系統化,比如遺產稅的開徵,房產稅從部分試點到全面鋪開,將加快進程。

「共富」登場,對香港也有強烈啟示。香港回歸之後,將自由放任資本主義體制發揮到極致,本地財團二十多年來不斷坐大,在很多領域形成寡頭壟斷,涉及衣食住行,幾大地產商囤積土地,幕後操弄政治和輿論,已經接近財閥的高度。在人均GDP高達4.67萬美元的香港,竟然不止有劏房,還有數萬人居住在環境更為惡劣的「籠屋」。特區政府視「積極不干預」為金科玉律,不敢也無力出手。

貧富懸殊加劇,住房困難,為2019年的修例風暴提供了土壤,但本地財團在風暴卻首鼠兩端,態度曖昧。北京在「平暴」之後,再也不容忍這種局面持續。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韓正開腔,香港的住房問題必須解決,「即使難度很大,但總要有解決開始的時候」,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期盼香港在本世紀中葉告別劏房、籠屋等問題,希望管治者有效破解住房就業、醫療和貧富懸殊問題。

中央在選舉制度的改革也限制了財團在政治上可以扮演「關鍵少數」。負責選舉特首、大部分立法會議員的選舉委員會由1200人增至1500人,大幅增加「愛國者」,攤薄傳統商界影響力。有媒體統計,本港六大地產商42名參選人即使全部當選,也只佔2.8%,相反中資機構則強勢崛起。

北京由幕後強勢走向台前,本地財團呼風喚雨的時代謝幕,不能任性,也無法任性,必須為香港的「共富」盡一份力,「多回報社會」,尤其在房屋問題方面必須配合,不要再企圖暗中阻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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