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從六中全會決議看「一國兩制」的歷史智慧與未來圖景

2021-11-25
田飛龍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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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於從歷史中汲取智慧並規劃未來,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理性精神,也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取得長足進步的寶貴經驗所在。2021年是建黨百年,中國和世界都面臨着一個共同的社會科學解釋難題:堅持走自身道路的中國為甚麼復興起來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和領導作用為甚麼如何穩固?「七一講話」對百年黨史的基本經驗做了總結,十九屆六中全會更是聚焦黨的百年奮鬥史的基本經驗,以史為鑒,繼往開來。
在這些歷史經驗的序列中,「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處理國家和平統一與現代化建設的一種長期憲制方略,是以和平發展主義促進民族復興並與冷戰文化展開鬥爭的寶貴哲學指南。概言之,「一國兩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世界體系與發展理性上的具體結晶,是中國古典智慧與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視野相交融的哲學成果。
《決議》回顧港澳事務歷史和演變,證明了:1)「一國兩制」是和平統一的新思維和新方法,內含一種秉持和平善念、堅持底線原則、充分民主協商、凝聚制度共識及面向民族復興的戰略定力和制度理性;2)港澳和平回歸及依據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的規範治理,是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大成就,是執政黨百年歷史經驗的有效凝結,更是面向港澳未來的繁榮穩定以及台灣完全回歸之重大命題的寶貴先例和基礎;3)在港澳回歸與治理事務上,黨的英明決策和大局掌控力,以及嚴格依據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的法治理性與法治精神,是最主要的制度保障因素,是需要牢牢堅持和豐富發展的基本治理規律。
「一國兩制」是政策,更是民族的文化與歷史智慧,是執政黨的制度辯證法和現代化戰略。「一國兩制」從民族歷史文化淵源來看,與中國古代治理體系中的「一國多制」的天下體系和大一統思想有關。古代中國在共同的文明大傳統及其統一的政治秩序內部允許存在不同形式的治理體系和生活方式,並發展出中央政權與邊疆治理體系之間複雜多樣的憲制關係,實現了「多元一體」的和諧秩序。中國超大規模統一體的古典治理思想與制度實踐,為20世紀現代國家建構條件下思考解決包括港澳台問題在內的國家和平統一與現代化發展難題提供了宏闊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包容性條件。我們理解「一國兩制」的具體政策和戰略構思,需具備如此的民族歷史文化背景,才能達到深刻的哲學洞見和政治認同,並精確領悟其制度智慧和辯證理性。
「一國兩制」與中國共產黨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有着緊密的關聯性。現代世界體系以資本主義的全套觀念、制度和技術體系為總體框架,對一切民族、宗教與個體進行重新的理性編碼和制度馴化,但這個體系內在的西方中心主義、種族優越論以及剝削壓迫性質製造了愈來愈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馬克思主義是批判資本主義的哲學體系,為人類社會節制資本之惡和尋求自由解放開闢了全新的世界歷史空間。20世紀的歷史就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和體系鬥爭的歷史,也是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取得實踐進步和制度成就的歷史,而所謂「冷戰」即為這兩大體系之間爭奪世界歷史主導權的結構性鬥爭。美蘇冷戰爭霸及其後果證明了,相互隔離的全體系鬥爭的方式不能夠帶來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也不能促進社會主義真正的生產力進步和文化鬥爭的最終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與新中國建設,堅持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既杜絕了蘇聯模式的教條化和僵化,也抗拒了美國等西方勢力的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圖謀,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光明道路。
「一國兩制」就是中國共產黨思考和平統一、現代化發展與世界體系鬥爭新方法過程中的偉大戰略成果和制度成就。這一構想首先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並根據實踐需要在港澳先行落地和制度化。港澳兩部基本法是具體制度成果,而憲法所確立的「一國」主權秩序是調控和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前提和基礎。「一國兩制」因其歷史、文化與憲制智慧,凝聚出內在不變的國家理性,即國家對地方的高度自治授權與地方對國家的持續有利性的理性結合。在這一框架下,中央例外授權的正當化理由是對整體發展有利,而地方持續保有授權的正當化理由則是以其特殊地位和角色貢獻於國家發展。「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非常精準地領悟到了「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五十年不變」,首先是這個來自國家歷史文化的國家理性內核的絕對不變,其次才是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的相對不變。
「一國兩制」秉持和平發展理性,保留港澳及未來台灣的特殊地位,但這不等於地方本土主義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不挑戰,不破壞。從非法佔中到修例風波,香港「一國兩制」遭遇極端制度安全風險,其內在國家理性遭遇分離主義運動的底線挑戰。中央作為「一國兩制」的基礎立法者和最終責任人,負有保障「一國兩制」制度安全及香港繁榮穩定的憲制性責任。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健全「一國兩制」制度體系,隨後有2020年港區國安法和2021年新選舉法的國家垂直立法,「愛國者治港」成為撥亂反正的根本原則並在香港社會各領域持續深入人心,推動了一系列延誤已久的本地治理改革和文化重構。這一切制度變化及其文化觀念的更新,是「一國兩制」歷史智慧和制度生命力的體現,而絕不是反對勢力提出的「一國一制」的剛性降臨。
經歷制度改革的香港更加安全和自由,對全球資本和人才更加友好,也對國家改革開放和大灣區發展更加有利。2021年9月,作為大灣區具體推進方案的「橫琴方案」和「前海方案」出爐,而香港特區政府2021施政報告提出的「北部都會區」戰略規劃是第一次以超出香港的思維規劃香港未來,是融合發展的正式啟航信號,由此推動「一國兩制」進入下半場的新發展周期。在國家戰略與體制的新時代,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展現出「愛國者治澳」與融合發展的新氣象,「橫琴合作區」帶動澳門「一國兩制」的制度性增長和發展空間的結構性拓展。「一國兩制」下的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更加可期,並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提供更加立體和完整的先導經驗和示範力。
總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確信,「一國兩制」是建黨百年中國共產黨探索革命、建設與改革經驗的重大戰略和制度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一國兩制」是集歷史、文化、政策、制度與世界體系互動於一體的文明規劃,也是港澳繁榮穩定的長期憲制方略。在邁向2049的第二個百年進程中,「一國兩制」必將在國家統一、更高水平現代化及世界和平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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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祥  2021-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