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善波:是甚麼讓防疫政策的制定變得「很複雜」?

2023-01-13
邵善波
高等政經研究院(中國.香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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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港新範式基金會總裁邵善波


中國政府近日根本性地改變了抗疫防疫政策,對新冠病毒實施「乙類乙管」,放棄了大多數的強制措施。變化來得急,幅度也大,引發了不少問題。雖然經過近三年艱辛的抗疫運動後,部分民眾歡迎「放開」,特別是商界和企業。但與此同時,有些因「放開」引發後果也引起很多人不滿及困惑,這就涉及最近抗疫防疫政策的複雜情況。

這次病毒在內地傳播的很快,在一兩個星期內,不少大城市大部份的居民已被感染,農村地區也逐漸出現情況。社會所看到的,和一些專家所說的也有出入,「多是無癥狀、病情輕」,「與流行性感冒無大差別」——現在不缺「陽」過的人告訴你他們的經驗,網上流傳的說法也很多。另一個沒有想到的後果,是很多國家面對中國的「放開」,紛紛對來自中國的旅客作出各種限制——他們的心情也很矛盾,畢竟來自中國的遊客,是一些國家重要的生意來源。

評價一個政府處理流行疫情的做法,無論是內地、香港,亦或是外國政府,我們都不應過分苛嚴,因為處理大規模流行病是一個非常複雜和困難的公共政策過程。首先,外界對新出現的病毒是缺乏知識的,新冠病毒(Covid-19)在人類的病理學經驗中從未見過,出現時醫學界自然對它的特性並不了解,認識它需要一個過程。雖然我們和它已有三年的接觸,直到現在醫學界仍未完全掌握病毒的特性。更因為不斷有變種出現,完全明白病毒的特性幾乎是不可能的。缺乏這一條件,給政府抗疫防疫措施的制定造成了相當大的困難。

如何制定抗疫防疫的公共政策必須基於多種不同層次的因素,其中包括:

1)科學及病理學的有限知識;

2)病毒可能作出的傷害的評估,由於對於病毒認知的有限,這種評估的準確性也是有限的;

3)評估各種措施對社會的影響以及會造成的社會成本;

4)執行上的技術及財政問題;

5)評估民眾的接受程度。

對以上的幾個因素作出衡量後做出的決定,基本是個政治決定,而不僅僅是一個醫學決定,這可能不符合一部分人的認知。例如感染這新冠狀病毒後,癥狀往往會在兩、三天,甚至七、八天後才出現。因此為防止傳染,要求已發病或高危的人隔離七天,或十四天,甚至二十一天,這純是對漏網率大小的一個取捨。打個比方,如果基於收集到的數據,隔離七天就可找出90%的感染者;如隔離十四天,就可以管控98%的感染者,決策者就要在這兩個科學數據中選擇,並作出取捨——採取這些措施,可能造成的社會成本、對經濟的損害有多大,及群眾接受程度的判斷,最後作出的一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決定。

在這一過程中,決策者會面對一些複雜的情況,使得政策的決定更為困難,更容易出現偏差。其中包括:

誠意和不誠意的專業意見分歧

專家基於專業知識,對病毒有不同的意見,對病理及其影響有不同的看法及判斷。這些誠意的分歧,是科學界正常的、健康的現象。但這些不同的專業意見,對非專業的決策者,會造成一定的「選擇困難」,應該聽哪一種意見,標準可能只是對某一個、一些專家的信賴。

這方面的分歧,自然也受個人因素的影響。行業內的個人矛盾,私人恩怨,專業內的派系鬥爭,這些非專業、非誠意的分歧,自然也會影響專家學者提出的意見及建議。決策者的決定自然也受影響。

中西醫之爭

不同於醫學專家內部的分歧,新冠疫情在國內也再次引發了長期存在的中西醫之間的矛盾。中醫藥在處理流行病有長遠的歷史及經驗,但中醫與西醫在國內長期的矛盾,主要體現在醫療系統中對中醫中藥的排斥,在這次事件中再次被激發。在這緊急情況中,期望解決這個長期存在的矛盾,並不實際。但這次事件也應該成為雙方互相學習,互相參考,療法求證的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但從事實經過來看,達成共識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種針對治療方案的分歧當然也影響了處理政策的決定。

經濟利益的左右

受經濟利益的影響,決策也可能出現偏差。醫療產業是一個龐大、全球性的商業圈子。流行病對於醫療產業,特別是一些開發疫苗及其他有關藥物的企業是一個特殊的機會,他們在這次事件中有龐大的利益考慮。這些利益集團當然也會為了自己的私利、為了獲得對他們產品有利的政策,而針對專家、學者及政府展開遊說,同時在社會上製造輿論支持。這本來就是公共政策制定中一個不能避免的干擾,但在出現疫情的緊急情況下,這種不健康的影響具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

研發疫苗是一個高成本、高風險的投資,通常要十到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通過政府層層嚴格的審批進入市場。但在出現疫情的緊急情況下,各國政府當局多被迫放鬆這些要求,簡化審批程序,讓一些發展中的、尚未通過完善驗證的藥物、儀器、工具向社會銷售。在這次新冠疫情中,很多相關產業的人都發了大財。

使情況更加麻煩的是面對全球市場和國際關係的政治及商業考慮——誰在這次疫情中開發出被廣泛使用的藥物,就差不多可以壟斷全世界的市場。而有能力開發這些藥物的就只有兩三個大國,這不止涉及經濟利益,也涉及國家安全。因為在關鍵時期售賣,或拒絕出售這些關鍵藥品,都可以變成一個政治工具。所以政府對這些藥物的輸入,除了對藥品的質量及效用要作出決定外,也有對國家利益及安全的考慮,這也使藥品的出入口審批變得更複雜。

個人利益衝突

和上述的情況相關聯的,是出現基於個人利益的腐敗。藥物的發展很難不與學者專家相關,一些專家學者,一方面參與了醫藥公司有關藥物的研發,一方面又協助政府制定政策、向公眾解讀疫情。開發的藥品如獲得使用,與他們個人有重大的利益關連,這一關係很難不影響他們向政府提出的專業意見,向公眾推動的防疫辦法。在香港就有一個在社會上高調發言的專家,後來被發現他研發的一種防疫藥物,成功地被企業收購。

這種情況也部分解釋了為何專家群體內出現了激烈的分歧。這些公眾人物在介入疫情時,都應先交代自己的利益關係。但香港和內地都沒有這樣的硬性規定,只能依靠個人的專業和道德操守。這些有偏見的意見,自然也影響了公眾輿論及公共政策的的制定。

大國政治的博弈

大國之間的競爭,是目前全球面對的一個現實。這種鬥爭自然體現在對各種問題的處理成果,尤其是處理這次疫情的成功與失敗,這涉及到對制度的認同或抗拒。各國採用的不同政策,不可避免會根據各自的社會現實有所差別,但這種差別最後都難以避免成為政治鬥爭的議題及工具。誰抗疫成功,誰抗疫失敗,成為了政治體制優劣的標準。

國內社會因素的影響

防疫抗疫政策也成為一個國家內部鬥爭的議題。一些反對政府的人,會利用混亂情況煽動民意,批評及攻擊當權者,這是在任何國家的政治生活中難以避免的情況,只是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社會內部的各種分歧都可以被利用成為扭曲抗疫防疫政策的原因,如在一些西方國家,一些人會因宗教理由而拒絕打疫苗,也有一些國家,很多人會因為覺得損害男子氣概和個人尊嚴,而拒絕戴口罩。

所有這些因素都不利於公眾對病毒、疫情及應對措施形成正確的、完整的認識,社會在這些問題上形成共識變得非常困難。這不是說政府的決策沒有問題,不會犯錯,只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判斷政策的對錯並不是那麼簡單及容易,「是非」也不是那麼分明。因為這樣的判斷應不只包括眼前的,也包括長遠的影響。

這次在抗疫防疫政策上出現的分歧,主要是兩個極端,簡化來說,就是:「清零」還是「躺平」 。雖然對兩者的定義並不很明確,但對處理疫情手段的分歧也是明顯的。

躺平派的主張,不是認為政府甚麼也不做,而是採取與病毒共處的態度,認為政府不應採用過多的強制性措施。理由可以是「不需要」,因為新冠狀病毒病會漸漸變成,或已變成一種季節性流行病,傷害不大;或是「不能做」,因為做不到,或者做了也沒有甚麼用,基本上態度是「認命」。清零派則主張嘗試採取任何可行的措施,阻止病毒的傳播。考慮的是病毒對人造成的傷害,或是可能出現的傷害,這與前期對病毒性質的不確定性有關。

這種分歧的出現當然也不是完全因為病理學上的考慮,而是持不同立場的人對各種抗疫防疫措施的接受程度不同,在能不能執行的問題判斷上的差別。比如在香港,政府就認為社會不會接受,自身也沒有能力執行全民強制檢測的措施。在不少西方社會,強制在公共地方戴口罩這一非常簡單而有效的防疫措施,社會也有很大的抗拒,無法執行。

大家一方面歡迎恢復常態,但對疫情下一步的發展會是怎樣,無人能確切說得清楚,專家的意見分歧也很大。廣泛感染後形成群體免疫,或病毒變得越來越弱,都只是一種可能。進入開放期,社會逐漸復常後,我們仍然需要認真面對一些問題。其中包括病毒的變種和後遺症:

病毒出現惡性變種是第一個嚴重的問題。一些專家認為病毒已經變得或將會變得越來越弱,最後會變成「風土病」。但病毒的變化是隨機的,沒有特定的方向,這是生物學的一個基本認知。我們見到病毒變得越來越弱,雖然是人類碰到病毒的一種經驗,但這只是我們的運氣好。如果出現一個殺傷力強,傳播力又強又快的變種,那人類便會遇到大危機。

病毒殺光了一個地區的人,自己也消失了的例子,人類歷史上並不缺。如果病毒已經或必然會變得越來越弱,那為甚麼西方國家及世衛組織對我們這次的感染爆發這麼緊張、對來自中國的遊客提出各種要求,引入各種行限制?原因就是他們害怕在中國會出現新的惡性新病毒變種,傳入他們的國家。當出現大量感染案例的情況下,出現變種的機會就自然會增加,這也是西方躺平政策下目前面對的危機,我們也應該做好充足的準備,不能掉以輕心。

此外,關於後遺症,西方國家經歷了三年疫情的廣泛流傳,案例非常多。對病癒後出現的各種後遺症,即所謂「長新冠」 ,有不少研究,仍然未能形成有系統的結論。但從已知的事實來看,情況令人擔心。現實中很多人在測試復陰後,其實病情沒有真正完全結束,身體各部分仍然出現各種問題,非常脆弱。主要現象包括不同部分的肌肉痛、肢體無力、腦部出現瞬間失能、呼吸系統受損、長時間未能恢復味覺功能等等。有些問題可能延續到半年或更長。

隨着我們對變種病毒Omicron的認識,加上各方面綜合因素,中央政府決定改變防疫政策,表面上看來雖然是「與國際上的做法接軌」,但下一步政策和疫情將會往甚麼方向發展,仍然是一個未知數。中央有關部門對這些問題仍是高度關注。有一點可以肯定,三年來的防疫抗疫經驗表明,以新冠病毒為代表的流行病給人類帶來的威脅,不會因為新冠病毒的消失或弱化而不再出現。這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一起面對的嚴峻挑戰。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底綫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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