扈大威：G7廣島峰會凸顯西方全球經濟治理影響力下降

在日本廣島舉辦的G7峰會已於日前落幕。峰會發佈的聯合聲明大肆操弄涉華議題，推出了惡意影射中國的所謂經濟安全文件。作為一個本應以經濟政策協調為主要職責的會議機制，與會各方非但未能針對當前全球經濟治理面臨的主要風險和挑戰提出切實有效的應對方案，反而一心製造分裂，蓄意挑動地緣對抗，折射出G7平台的蛻變和沒落。

G7是上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為應對全球經濟和貨幣危機而建立的非正式首腦外交機制。成立之初，七國在世界經濟中佔比達62%，其影響力舉足輕重。進入21世紀以來，隨着國際力量對比東升西降，七國經濟總量佔比逐年下滑，IMF估計2023年有望降至30%。另有數據顯示，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金磚國家的GDP總量已超過G7。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G20逐步取代了G7的地位，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政策協調的主渠道。由於G20成員國更具包容性、代表性，較好平衡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全球經濟治理中作用更加突出，反襯出G7實力地位下降、話語權流失的窘境。

G7作為全球經濟治理協調機制的先天不足，在於總是從發達國家小團體的立場出發，基於自身狹隘利益，謀求維護其在世界經濟事務中的主導和支配地位。這種立場決定了G7往往以扭曲視角看待世界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以本國利益最大化為原則制定和解釋國際經濟規則，並對自身種種弊端視而不見，諱莫如深。

當前，發達國家公共債務居高不下，疫情期間濫發貨幣導致通脹壓力高企，美聯儲激進加息對全球金融體系穩定和資金流動造成衝擊。而美國國債違約風險更是引起各方高度關注，它的發生將危及全球金融穩定，從根本上動搖美元霸權基礎。美國總統拜登此次也不得不縮短預定行程，提前回國處理為提高債務上限而與國會共和黨人的艱難談判。可是，這些重大問題在G7領導人發表的會議公報中卻全然不見。

曾幾何時，G7國家有充分自信標榜較高生活水平和緩和的國內階級矛盾，以此證明自身制度優越。現在，七國國內各種問題積重難返，需要炒作國際議題轉移民眾注意。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模式高歌猛進40年後，內部矛盾終於到了無法調和的地步。美、日、歐三大經濟體眼下均已債務纏身，增長乏力，金融和虛擬經濟的過度發展導致去工業化，贏家通吃的政治則加劇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美國債務危機表明其政治體制已經失靈，府會之間圍繞提高債務上限而展開的纏鬥掩蓋了美國國債規模已經失控、正淪為龐氏騙局的真相。經濟困頓導致各國民粹政治抬頭，接下來法西斯政治也要出現，這些都是令人擔憂的趨勢。

G7面臨的國內挑戰遠遠大於國際挑戰，它們全球主導地位的國內基礎已經動搖。套用一句常用的說法：對全球經濟治理而言，西方已更多是問題，而非解決問題的辦法和答案。

中國崛起及相對G7力量對比的迅速變化，更是讓G7國家心態糾結，擔心自己喪失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並極力打壓中國發展。

中國GDP佔G7國家整體GDP的比例，2000年時不過僅5.5%，2021年則已達到可觀的41.5%。從製造業增加值佔比角度看，2004年中國只佔G7的15%，到2021年已佔七國總和的91.5%。而根據世界銀行測算，2013-2021年間，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了38.6%，超過G7國家貢獻率的總和。這表明，中國已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任何旨在討論全球經濟治理的機制和平台都不能對中國因素視而不見。

可是，美日等國不是將中國發展視為機遇，而是視為威脅，一門心思試圖打斷中國的發展勢頭，阻斷中國在價值鏈、產業分工鏈條向上攀升的步伐，將中國鎖定在中低端製造業。為此它們不惜走上逆全球化道路，對華開展貿易戰、科技戰，實行脫鈎斷鏈，極大增加了世界經濟中的不確定性，使統一的世界市場面臨分裂為相互隔離對立的兩種體系的前景。

本次峰會發表的所謂經濟安全文件，大談經濟韌性，反對經濟脅迫，實質是在對華採取經濟脅迫和打壓的時候，不允許中國進行反制，這理所當然遭到中國的反對。美國等發達國家以前動輒採取經濟制裁、禁運等措施脅迫別國，現在卻感到有被別人「脅迫」的危險，這不免讓人生出世易時移的感慨。

後疫情時代世界經濟增長亟待重啟，經濟全球化也面臨轉型，由西方富國主導、主要服務跨國資本利益的經濟全球化轉變為更具包容性、更加均衡發展的新型全球化，這樣的課題G7無法駕馭。中國近年來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加大對第三世界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發展倡議，提出通過中國式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新發展模式、發展道路。這種包容性和聯動發展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歡迎，也代表了在全球經濟治理和發展問題上跨國合作新的努力方向。

G7對中國的攻擊解決不了它們自身的問題，更無助於應對世界經濟面臨的挑戰。以地緣政治對抗心態看待中國崛起註定要失敗，因為這種對抗不符合大多數國際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甚至不符合對抗者自身的國家利益，終將引起其決策者的反思和政策調整。近來美歐領導人在對華經濟關係的政策表述中，其目標從「脫鈎」轉變為「去風險」，就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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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