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二十年來，香港特首參加APEC峰會首次不獲國家領導人接見，難怪外界「想多了」。習主席參加APEC峰會，既要大會發言，又要會見多國領袖，確實是日理萬機，但年年如此。2013年印尼峰會，2014年北京峰會，2015年馬尼拉峰會，2016年秘魯峰會，即使一個月後時任特首梁振英就將正式述職，習主席還是百忙之中抽空接見了他，有時候甚至長達40分鐘。

距離明年3月11日的立法會「DQ補選」尚有不足四個月，港島區形勢日漸明朗，泛民取得共識，讓香港眾志常委周庭率先入閘，被寄望拿回「被DQ」的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的議席。正當外界周庭有望屆時以21歲之齡成為本港史上最年輕立法會議員之際，前黨員林淳軒被指處理黨內財政不當被革職，為周庭的選情泛起一點點漣漪。

11月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政務司長張建宗表示，港府會盡快展開本地立法程序，訂立本地的《國歌法》條例。因為內地和香港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所以把本身屬於大陸法的《國歌法》轉變成普通法的《國歌法》條例，難免出現若干爭論。對於這些爭論，筆者整理了以下自己的看法。

中國歷史告訴我們，當政局漸歸穩定，中國人就會自動重歸理性議政的傳統，不管這個管治者是一個帝皇還是一個執政黨，皆無例外。一旦政事回歸正當的議政傳統，就自然有深入調研。中國勝在人多，不缺的是人才，只要理順了吏治一環，不愁這個國家無法理性管治。

泛民以退為進，建制派如何接招？值得留意。不論泛民出於什麼原因議和，至少令議會的對立有稍緩之勢，未來議會博奕仍然處於鬥而不破的境地，建制泛民仍會繼續鬥下去，但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之下，要出現大規模的抗爭，卻缺乏土壤和氣氛。

對於現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初上任的表現，曾鈺成說他不欲就行政長官作出一般評價，但認為林鄭月娥熟悉政府各項事務，亦善於在會議廳內應對各人的質詢和討論，相信她和立法會的溝通會保持緊密。

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改判三名年輕的“佔中運動”領導者，包括黃之鋒、周永康和羅冠聰入獄；因其參與9·26“重奪公民廣場”分別被判處六至八個月監禁。從最開始，這三人及其他“佔中運動”領袖就一直堅稱，他們的行為是和平的公民抗命。

《施政報告》提到政府將擔當「促成者」，加快公共服務的創新步伐。中央政策組也將改組為「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並招攬青年人加入，把新一代的聲音帶進政府。政府牽頭推動創新發展，作為博覽業一份子，亞博館也積極推動創新博覽活動，包括引入創客節、TEDx論壇等，將環球嶄新思維和產品引進大嶼山。

歸根究底，不少人認為《國歌法》需要設有追溯期的原因，是《國歌法》在內地正式生效後，香港出現了球迷噓國歌的情況，使人覺得《國歌法》完成本地立法之前，出現了執法上的「空窗期」。問題的關鍵是，這個執法上的「空窗期」，是否真實存在呢？

本來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聲勢浩大，在公投中支持獨立的民眾取得壓倒性勝利，但幾個月下來，大概投票的選民也沒有想到這樣的結果。前自治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帶同親信逃到比利時，有點非戰之罪，但也盡見在沒有籌碼推動自決和獨立運動下，政治現實終究是殘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