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時代》雜誌的「中國贏了」封面文章，無疑希望產生當頭棒喝之效，好讓世人警覺中國的成功崛起，而事實上，包括《經濟學人》在內等知名外媒，也見愈來愈多肯定中國的評論。然而，對於港人來說，不少卻依然認為中國發展不值一哂；這種根深柢固的低估與誤判，正跟國際認知愈距愈遠......

新系統的鬧劇持續至今，民航處除了不斷否認外，不是更應該「做實事」，徹底成立獨立小組去調查新系統運作的源由嗎？為何不斷任由外界爆料批評？也許實情涉及高層的官僚主義和自保。

無論是時事評論員、建制派，均應該透過堅實和客觀的量化數據分析，實事求是地研究香港問題，這樣才能對症下藥。假若偏離這一準則，為求表態而提出過分悲觀或樂觀的分析，便有可能影響北京、港府和建制派，從而作出錯誤的決策，貽誤人心回歸工作的開展。

本港最新貧窮人口升至135萬，平均每五人就有一人貧窮。初看數字，人們難免瞪目結舌，慨嘆香港窮人為何如斯之多呢？然而，深入細想，則可能會反問一句，香港窮人真箇如斯之多嗎？

西方社會的相對衰落，大陸綜合國力的增強，對世界影響力的增加，對部份香港人的價值觀造成衝擊，在經濟和文化上形成了挫折感，進而在政治上宣洩。現今部份香港人，提出本土，港獨，甚至噓國歌，其實是對這種挫折反應的社會心理防禦機制。

呂大樂的《香港模式》一書獲得國際亞洲研究學者大會中文國際圖書獎，成為亞洲研究領域中首本及唯一一本獲獎的中文書籍。研究香港的書籍獲獎，似乎代表香港研究受到重視。呂大樂表示自己沒有見過評審，不能代他們解答。不過自己作為研究香港的學者，則可以客觀地評論一下。

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掛帥的扶貧委員會最近公布去年的貧窮人口，達到135.2萬，貧窮率19.9%，相當於五人之中就有一個窮人，創出八年新高。這個數字相當「恐怖」，不僅影響東方之珠的形象，也令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對不少香港市民來說，不怕官只怕管，心裡上未必反對立法，但總有一種拖延心理，拖得一時得一時，但對香港來說，自行啟動立法，既是香港自身的憲制責任，也是最好的選擇，一方面可以保持較大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讓中央放心。否則，「港獨」繼續猖狂、國家安全與中央管治權繼續被挑戰，對香港是禍不是福，而重啟政改的機會亦只會更加渺茫。

國家始終有全局及清醒的秩序藍圖，國家已經重新規整和出發，但呂先生指出的“香港人始終仍未發展出一套站立於‘一國兩制’基礎之上的香港論述”的精神保守性與尷尬處境仍難以看到改觀跡象和路徑。一國兩制的“呂大樂焦慮”也許不在於國家無所作為，而是香港需要一次嚴肅面對國家與主權秩序的精神大轉型，在身份認同之“國際”與“本土”之間續補“國家”缺環。

比起球迷噓國歌是否違法的問題，他們為何噓國歌，其實更加值得注視。同情地理解，球迷噓國歌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拒絕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拒絕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這是一個身份認同和歸屬感的問題，並不能單憑立法解決。立法只能產生阻嚇作用，使他們不敢侮辱國歌，卻不能使他們改變固有的身份認同，不能使他們承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