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的相對衰落，大陸綜合國力的增強，對世界影響力的增加，對部份香港人的價值觀造成衝擊，在經濟和文化上形成了挫折感，進而在政治上宣洩。現今部份香港人，提出本土，港獨，甚至噓國歌，其實是對這種挫折反應的社會心理防禦機制。

呂大樂的《香港模式》一書獲得國際亞洲研究學者大會中文國際圖書獎，成為亞洲研究領域中首本及唯一一本獲獎的中文書籍。研究香港的書籍獲獎，似乎代表香港研究受到重視。呂大樂表示自己沒有見過評審，不能代他們解答。不過自己作為研究香港的學者，則可以客觀地評論一下。

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掛帥的扶貧委員會最近公布去年的貧窮人口，達到135.2萬，貧窮率19.9%，相當於五人之中就有一個窮人，創出八年新高。這個數字相當「恐怖」，不僅影響東方之珠的形象，也令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對不少香港市民來說，不怕官只怕管，心裡上未必反對立法，但總有一種拖延心理，拖得一時得一時，但對香港來說，自行啟動立法，既是香港自身的憲制責任，也是最好的選擇，一方面可以保持較大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讓中央放心。否則，「港獨」繼續猖狂、國家安全與中央管治權繼續被挑戰，對香港是禍不是福，而重啟政改的機會亦只會更加渺茫。

國家始終有全局及清醒的秩序藍圖，國家已經重新規整和出發，但呂先生指出的“香港人始終仍未發展出一套站立於‘一國兩制’基礎之上的香港論述”的精神保守性與尷尬處境仍難以看到改觀跡象和路徑。一國兩制的“呂大樂焦慮”也許不在於國家無所作為，而是香港需要一次嚴肅面對國家與主權秩序的精神大轉型，在身份認同之“國際”與“本土”之間續補“國家”缺環。

比起球迷噓國歌是否違法的問題，他們為何噓國歌，其實更加值得注視。同情地理解，球迷噓國歌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拒絕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拒絕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這是一個身份認同和歸屬感的問題，並不能單憑立法解決。立法只能產生阻嚇作用，使他們不敢侮辱國歌，卻不能使他們改變固有的身份認同，不能使他們承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

正如不少法律學者和公務員表示，現在並不是最好的時候去重提23條。試想想，政改都未必推得成，補選又未舉行，如果現在貿然重推23條立法，不但令林鄭月娥的蜜月期和大和解崩潰，而且將會嚴重打擊政府的威望。

筆者最近幾個月跟不少政府中人討論，雖然面對公關危機和議題的情況已經比幾年前少很多，但一個政治助理 ，加三幾個新聞官，以及合約制的社交媒體專員，說實話，怎樣面對排山倒海的議題，又如何有效地宣傳各個政策局的政網和藍圖。

四個議員毛孟靜、陳志全、朱凱廸及梁耀忠組成聯盟。這個做法可謂近期非建制派一盤散沙中的小突破。自從去年選舉，到 DQ案後，非建制派的戰意極低，毫無章法可言……

聽完李飛的演講，有點對特區政府的通牒的意思，雖然未必是最後通牒。 回歸已經20年了，特區政府的管治，香港人自身滿意嗎？相信很多人是不滿意的，這些年社會的怨氣、年青人的無助，大家都能感受到。但港人沒有深刻感受到的是——其實內地人對特區政府的管治的不滿，或許甚於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