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健宇:流氓式的議會文化 激化香港政治

2016-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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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香港人被定義為「功利家庭主義」,追求經濟上的自由,懶理政治上的紛爭。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卻有亞洲四小龍的美譽。時至今日,民主進程寸步未進,經濟發展卻停滯不前,新加坡早已趕在香港前頭,亞洲國際都會美譽言過其實,滿街內地客。最近議會生態,先有非建制派發表疑似辱華言論,搶盡風頭,後有建制派與行政機關兩邊開弓,一邊稱以拉布拖延議會工作,一邊則提請司法覆核,務求借著搶佔道德高地來排除異己,但誰都不得要領,沒有一派真正在道德高地站穩住腳,也沒有令反對的一方趕出議會廳。社會大眾繼續受政客影響,沈醉於爭辯意識型態,進一步催生非黑即白的社會文化。行政機關、建制泛民政黨、社會大眾,誰都把香港的名聲押上,在這一刻要鬥個魚死網破,傳媒評論更是繼續搧風點火。香港人以目標為本,民生為本的態度已演變成以政治鬥爭為綱,令人嘆息。

社會單以二元政治格局來劃分,中國歷史上比比皆是,古有唐代的牛李黨爭,是門閥鬥爭;近代有文化大革命,是階級鬥爭,香港也曾發生過六七暴動,佔中運動。究其原委,當中有一個特色可以借鑑香港的現況。社會運動最大的推動是來自政治體制內的鬥爭。從政者在政治體制內拿不到足夠的力量達到政治目的時,尋求社會群眾支持,形成社會壓力便是最後的殺手鐧。從政者通過大量動員,不論線上線下,只要擺出一副人多勢眾的姿態,勝利便唾手可得似的,嚴重的更演變成暴力衝突,危及到生命安全。而當權者往往只需坐山觀虎鬥便漁人得利,輸家往往是社會大眾。文化大革命中鄰里親友片刻間因政治立場變成敵人,毛澤東卻一手借社會鬥爭力量鬥垮政敵,穩坐中南海。79日的佔領運動,香港社會以顏色劃分,不是黃便是藍,同儕間被發現政治顏色有異便開始疏遠,不屑與其交往,但梁振英卻向上邀功,指平定佔中有功。輸家都是市民,是我們身邊的朋友。

中國人的傳統智慧,青年人看著是實在老套,不合時宜。但現實上套用現今香港社會則絕無不妥,甚至有警世之用。中國傳統智慧著重和而不同,為的就是別因意見不合而傷和氣,套用西方政治用語,即是妥協的藝術。在香港,妥協並不是軟弱的表現,更重要的是避免社會分化,兩邊弩張劍拔,給予北京一個更冠冕堂皇的口實,更嚴重地干預香港事務,一國兩制更只徒具虛名。《中庸•第二十章》內便提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講的是現今西方著重的批評思考,但古聖賢更在批判性思考(明辨之)之前加上三個步驟,首先要廣博地學習,要對學問詳細地詢問,才有能力慎重地思考,辨別是非。

從宣誓事件看到,不論泛民主派及建制派,無一不以深化香港的政治矛盾為榮,游蕙禎、梁頌恆自負有民意授權撐腰毫不退讓,建制派相繼發動群眾示威抗議、拉布,兩方各不相讓。從目前的政治環境去看,建制派難得找到道德高地,動員規模只會有增無減,變相令雙方的下台階愈見愈少,社會付出的成本卻愈來愈大。在賠上整個社會代價之前,兩派人能夠迴旋的餘地仍然是有的,關鍵是看立法會主席作為中間者、協調者的角色有否扮演妥當,在方寸之間令兩派人求大同,存大異,免得讓部份有心人借對立的社會形勢從中取利,擴大社會分化到一個無可救藥的地步,賠上了整個香港的名聲。

圖: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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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若要真正解決香港問題,並不是要建立所謂的「新建制派」,而是要搞清楚香港真正的深層次矛盾所在,從而革新現時的建制派,使他們明白自己應當的服務對象。

    陳凱文  20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