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成興、馬凱碩：民粹主義的地緣政治
今年國際發生兩件大事－－英國公投脫歐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圖片：Shutterstock/大公報)
目前，亞洲國家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是從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選舉，以及英國脫歐公投中汲取什麼教訓。不幸的是，注意力沒有放在應該的地方：地緣政治變化。
相反，在大部分情況下，經濟成為主要立論點：全球化儘管改善了總體福祉，但也衝擊了工人和產業，並製造了更加劇烈的收入差距，產生了支持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的焦慮選民。 另一論點認為技術進步比全球化更加劇經濟的不均，為發達國家的政治動盪創造了條件。
無論如何，新興國家的決策者都將經濟不均視為主要問題之一，著力點圍繞改善社會流動性，唯恐全球化和新技術取代中產和工作階級，並為本土的「特朗普」和「英國脫歐」鋪平道路。 對亞洲國家來說，政策應對方針是明確的：照顧及弱勢社群，為失業工人提供再培訓和新就業機會。
當然，所有社會都應該關注最貧困的成員、實現社會流動最大化，同時獎勵企業家精神、譴責只顧改善自己生活的人。 不過，專注於這些政策無法解決民粹主義反動背後的群眾不滿，因為經濟不均不是根源，感覺失去控制才是。
即使各國填補了國內收入和財富差距，並確保了全體公民的社會流動性，但全世界令群眾不滿的力量仍不會消失。 以美國為例，美國經濟不均的受害者是失業、年長、教育程度低下的白人工人階層男性。 許多人將特朗普的勝利歸因於這些選民，但這一主角群體其實並不是對選舉結果影響最大的。
據票站調查顯示 ，特朗普贏得 53% 的白人大學畢業男性和 52% 的白人女性（後者中只有 43% 支援希拉里）；他贏得 47% 的 18至29 歲美國白人，而希拉里為 43% ；在全體白人大學畢業生方面，他也以 48% 對 45% 擊敗希拉里。 這些特朗普的支援者並非經濟不均受害者的典型。
與此同時，在年收入不到 50,000 美元的 36% 的美國人中，超過一半投票給希拉里，在剩餘 64% 選民中，選擇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比例分別為 49% 和 47% 。 因此，窮人更偏向於希拉里，而富人更偏向於特朗普。 與時下看法不同的是，特朗普的勝利不是來自最焦慮於在經濟階梯下滑的人群。
英國脫歐投票也有類似情況。 「脫歐」陣營指責歐盟繁瑣的監管和高昂的會費拖累了英國經濟。 這顯然並非打破經濟不均和倡議經濟排外的議題，而是表明富裕的商人才是支援脫歐的主力軍。
此外，導致脫歐派勝利的街頭情緒並非植根於收入不平等或「1%」 ：邊緣化的窮人選民將憤怒導向了其他邊緣化人群 —— 特別是移民 —— 而不是富人。 倫敦市長辦公室報告，與公投前六周相比，公投後六周「仇恨犯罪」增加了64%。
把特朗普和脫歐支持者聯繫在一起的，不是因為被排斥於受惠全球化之外而引起的憤怒，而是一種他們不再掌控自身命運的共同的焦慮。 收入不均可能會加劇這種憂慮，但其他因素也可以，這就解釋了為何收入分佈的各層次都在經歷焦慮。 事實上，許多東歐人在戰後的殘酷社會主義實驗時期也有一種失控感，許多中國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亦然，以上社會基本上並不存在收入不均的問題。
矛盾的是，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之所以感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原因可能是經濟不公平程度是有所下降。 全球化最大的效應是讓新興經濟體的數億人民擺脫了貧困。 20世紀90年代，新興國家GDP之和（按市場匯率衡量）大約只有G7國家GDP之和的三分之一。 到2016年，這一差距已經基本消失。
國際間整體所得的「不公平性」減低，而不是個別國家收入更加不公平地增加，正在給全球秩序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 西方國家能夠提供什麼與新興經濟體正在要求什麼之間的錯配越來越嚴重。 曾經主宰世界的跨大西洋軸心的力量正在消退，這些國家的精英和普通公民感到這種失控感。
特朗普和脫歐陣營吸引選民的方法是提出大西洋兩岸的力量有可能在迅速變化的世界秩序中奪回控制。 但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地緣政治崛起（特別是亞洲），世界秩序必須實現新的均衡，否則全球動盪就會一直持續下去。 填補收入差距有助於窮人；但是，在發達國家，這無法緩和他們的焦慮。
柯成興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李嘉誠經濟學教授。 馬凱碩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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