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無明》導演:或許不拍更易 但我別無選擇

2017-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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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無明》導演黃進(右)、編劇陳楚珩(Florence)(左)

(文章及圖片獲《灼見名家》授權轉載)

《一念無明》在台灣金馬影展的頒獎台上拿下「最佳新導演」與「最佳女配角」兩個大獎,在本屆香港金像獎更獲八項提名,期望再下一城,本社特約導演黃進、編劇陳楚珩(Florence)專訪,談電影的創作理念。電影僅以200萬港元製作費,16天拍攝完成,在拍攝資源匱乏下,一部小本製作的電影讓戲中主角面對的情緒病——躁鬱症開始受到社會的關注。

在香港拍電影已經難,何況要拍關於燥鬱症的電影?精神病在香港禁忌一樣,很多病患沒有人說,說出來也沒有人關注,這類敏感社會題材不容易找到投資者。然而拍電影,資金和演員是首要考慮的地方,面對此等困境有人毅然選擇放棄,北上合拍賺錢,也有人選擇堅持。他們說,「因為如果連自己都不堅持的話,香港這一塊藝術領域就沒有人再守下去了。」兩位初出茅廬的電影人,站在十字路口思考香港電影該何去何從。

純粹與堅持 兩者缺一不可

問:《一念無明》的拍攝有相當的挑戰,200萬港元製作費,短短16天拍攝完成,面對資源緊絀和商業製作模式下,電影如何能突破這些限制?

進:這齣電影完全不能從商業角度理解,很多演員都不計片酬演出,包括志偉(曾志偉飾演父)、樂仔(余文樂飾演躁鬱症患者──東)、燕玲姐(金燕玲飾演母),拍攝現場製作團隊抱着「完成作品」的心態去做,撇除商業層面上的考慮。(問:這是否反撲歸真,回到香港電影的原來特色?)

進:我認為這是電影人的一份「純粹」。在《一念無明》的拍攝現場,每個人都貢獻自己的專業,在自己的崗位上出一份力,他們不是為了表現自己的能力,而是為了整部作品而努力。不管是導演、編劇、演員、燈光攝影師……每個崗位的人都清楚故事背後的安排,了解如何「說故事」。我們一起合作的時候,就是希望把作品完成最好。

Florence: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他們都相信導演的能力,相信這位「說故事的人」。沒有人知道最終製作成果會是如何,但在未知結果的前提下,大家都不計較地付出,相信導演的眼光(vision)。全賴他們對導演的那份尊重,整個拍攝過程才得以進行順利。

《一念無明》題材和風格上都是新的嘗試,在拍攝之前,劇本寫了接近兩年時間,劇本上很多細節,全都在我們的腦海中。我們不只當它是一個故事,故事的人物全都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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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電影有如日常生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重要,可以令一件複雜的事情變好。每天世界有很多事情在發生,我們有沒有一起共同進退?還是我們意見對立,互相指罵,令分歧更大?在一念之間。

鏡頭呈現真實 揭示千瘡百孔

問:作為新晉導演,你如何導出幾位資深演員的精湛演技,而且令到角色發揮淋漓盡致?

進:他們的演出扣人心弦,是因為大家都投放了一部份真實的自己進去:志偉說的對白,其實心裏是想着自己兒子說的;燕玲姐被照顧的戲,對照了她照顧自己父親的過去;阿樂角色的糾結、焦慮與無力,全來自他人生的歷練,讓作品傾注入了各人的神髓。

經常有人問我,作為新導演如何導出幾位演員如此精彩的演出,事實上我認為這些東西一直存在演員心中,《一念無明》只是一個契機,把他們內心非常真實的一部份釋放出來。我的工作是希望去尋找演員跟角色相同的地方,不應該把演員扭轉成別的模樣。

問:電影能感受到每位製作人的熱情,少了商業元素,感覺多了一份真實感,你們希望觀眾現實生活有什麼反思?

進:電影是一個有話語權的媒介,透過電影我們希望喚起對精神病患者的關心。他們生活在這個城市,努力生存卻受到不同的歧視和排擠。燥鬱症患者除了缺乏關心,他們身邊親人的辛苦不一定比病患者少。

構圖之內 盡見戲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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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劏房場景,父子倆困獸鬥,也反映香港獨有生活。(《一念無明》)

燥鬱症和香港很像,這個城市的生活節奏急促,做事一定要快,成本效益要高,要對未來有所計劃,肩負很多的責任、multi-tasking。我們偏沒有時間和空間梳理自己的情緒,結果把很多糾結置之不理,最後累積成病。

Florence:透過電影我們希望讓人和人連結。社會上精神病人被邊緣化、新移民被歧視的問題,只因大家心中存有定型概念(stereotype),不先了解事情,就拒絕溝通,妄下定論。

我們另一部合作的短片《三月六日》,故事圍繞示威者與警察的對峙,與《一念無明》均緊扣着社會議題。有時候我們自以為是,覺得對身邊的人和事都很了解,卻沒有從對方角度思考,造成社會上的對立,社會喜歡把人標籤,例如「黃絲帶」、「藍絲帶」。其實溝通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好,我們沒有辦法讓事情馬上就變好,但第一步可以作出什麼呢?

大眾對精神病的恐懼和歧視,只有了解更多,才能破掉不必要的恐懼。《一念無明》以寫實手法拍攝,沉鬱調子的背後,向觀眾提出一個問題:當面對生命中的各種難題與困局,我們選擇逃避,還是改變?對我來說是有希望的,我們不能因為題材「不開心」就迴避討論。人活在社會,無法獨善其身,想要改變首先面對。如果不直視的話,便無從作改變,無從走下一步。

尋找本位 與世界溝通方式

問:法國《解放報》(Liberation)喜歡問不同的導演他們為什麼要拍電影?想問你們當初為何會選擇拍電影呢?

進:「明知前路難行,只能盡力而為」是電影的母題,或許選擇不拍電影會是件更容易的事。但拍攝完《一念無明》之後,我發現別無選擇。每人也有自己的本位,找尋自己的方法回應這個世界,我的回應方式透過電影,我相信沒有其他比電影這媒介更能傳遞我的信息。每一次創作是一個找尋自我的過程,電影是我與世界相處的方式,我並沒有更好的方法回應社會,所以這可以說我別無選擇嗎?

問:面對接踵而來的獎項、觀眾、影展,你們現在的心情是如何?

進:我只可以用「幸運」來形容,各方的肯定都是Bonus,我們從沒預料到。電影是有生命力的,她不是科學,無從精確推算;電影也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一整個團隊想象與情感交匯的化學作用。我們曾經為作品沒能夠準確還原劇本而困惱,卻也不停被電影強大的生命力所震懾。在完成剪接後,《一念無明》才剛開始,我希望她走到電影院,和更多觀眾的生命連結,產生更多難以估計的化學作用。

 

訪者簡介:

黃進,電影導演,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畢業,主修電影藝術。

陳楚珩,電影編劇,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修讀新媒體課程,師承資深導演譚家明。

他們的作品《三月六日》獲得第18屆香港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公開組)金獎、「鮮浪潮」國際短片展「最佳劇本獎」(公開組)。參加香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獲資助拍攝的長片《一念無明》,獲2016年金馬影展「最佳新導演」及「最佳女配角」兩個獎項。

文章原題:《一念無明》:為何拍電影?非如此不可──專訪導演黃進、編劇陳楚珩。作者:灼見名家編輯部/採訪:何靖淇/圖片: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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