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朝暉、黃宇翔:民主運動需要彈性

2017-08-27
黃宇翔
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林朝暉
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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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紫荊1.jpg回顧香港20 年來民主運動模式,一言以蔽之就是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所言的「挑戰- 回應」模式。廿年香港民主運動幾近每次都是等待特區政府提出方案後,泛民主派才回應,卻鮮有能在日常民主運動上打下堅實基礎,被動地爭取民主以致政改每每是故調重彈,繼續「天空上的討論」。「挑戰-回應」的被動民主運動模式在香港的結果是成了「提出-反對」循環。這個循環本身不是最糟糕;最糟糕是循環過程中沒有豐富民主政治涵養,也沒有促進雙方對制度的信任。短期的民主運動成敗不足以憂心,更值得憂心是對長遠民主政治也沒有好處。

 
民主是「協商的藝術」。在香港的「挑戰-回應」模式中往往容易陷入陳義過高的理念討論,每次到方案表決前雙方才試圖平心靜氣地解決問題。然而本港民主政制所需的實際操作,協商所需要的京港互信、大眾民主教育、民主政治的社會經濟條件都絕不是一蹴而就。沒有上述條件,等待挑戰才匆忙回應,必然陷入純價值討論的陷阱,容易被「廣場式民主」騎劫,現實政治協商則被忽視,民主涵養也沒有因為廿年博弈而豐富,深植到政黨、市民心中。
 
香港民主運動中央有共同責任
 
回歸廿年,盡管民主運動進步甚微,但是民主運動依然要辦下去。這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怎麼做」的問題。根據《基本法》第45條,香港政治體制必須「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同時根據第68條,立法會也必須達到「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這兩條是中央對香港市民神聖而莊嚴的承諾,也是中央對香港作為民主政制的既定方針,必須要履行到底;即使短期內難以推進,但是民主運動必須作長遠考慮,決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在民主運動低潮裡,就應增進民主基礎,使香港日後推行民主政治時質量更佳。
 
 
中央政府在香港政治發展中一直認為是「第一責任人」,就更理所當然地對香港民主運動擔當更重要角色,而不僅限每次用「人大決議」作定調。尤其京港兩地都知道,香港根本沒有西方民主政體通過革命或獨立形式走向民主的本錢,必須回歸到溫和協商的路上。既然基本法早已訂明普選目標,中央很應該給予包容和空間讓民主運動有更大彈性,引導本港步向民主善治。民主政制在國際上公認的基礎在於良好的高等教育水平及相對正義的財富分配。具有兩者才具有促成良好政治共識的基礎。香港雖然作為發達地區,但其實在兩者實踐上比較落後。香港的大學入學率一直徘徊在20%左右;算上海外升學及副學士等途徑,以及低出生率降低了基數下,也大約只有兩成多。在此情況下,香港市民的公民議政能力堪憂。唯有通過大學博雅教育才能建立批判思考、綜合分析能力,以對價值問題、社會政策有比較恰當的判斷,從而進行有質素的公民參與——不論是投票還是各式咨詢、社會行動。
 
正義的社會財富分配在香港也是貧乏的,不論是財富的一次還是二次分配都具有極大紓緩空間,像征貧富懸殊差距的堅尼系數在2016年香港已達到0.539。標准工時尚未立法,房屋問題相當嚴峻。這些財富分配的高度不正義,引致階級矛盾深重,造成嚴重階級分化。於富人與基層有極大差距的國家或地區,難以在民主政制下就公共政策達成共識,容易陷入民粹局面演化成劣質民主。因此特區政府即使不能在未來5年重啟政改,但改善教育、社會分配達至「橄欖形社會」,政府責無旁貸。
 
民主香港的「善治」需倚重中產
 
 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必須明白強大的中產階級是民主參與及善治的中堅。既需要教育水平,也要合理的財富分配才可以誕生。香港近年中產階層「基層化」,生活處於困頓之中,可以說是社經狀況逼迫他們走上對抗道路。「橄欖形」社會結構的崩壞,引發的是社會協商的缺失,使「講道理」的對像不再,傾向以激進抗爭作為策略。如此局面中,即使溫和建制、泛民試圖訴諸價值及理性辯論也難以說服群眾。中產生活轉差、對制度失去信心,增強了激進及民粹立場的市場。
 
 
當然個別泛民主派會把上述民生問題認為是政治制度傾斜於商界的結果,引致公共政策上在推動教育、財富分配等議題上被拖延,並把政治激進化視為京港關系互信不足、中央強硬路線所致。同樣建制派也會把問題諉於泛民主派把發展議題「泛政治化」,延誤施政。托辭總是容易編造,但建制、泛民都心照不宣,明白香港政治核心問題在於商界及個別特權階層對政治的全面介入:他們暗裡財力支持建制泛民,左右特區施政、主導傳媒輿論,通過裙帶關系影響中央高層對本港觀感及決策,以致香港全面政治改革從來都阻力重重。
 
事實上1960年代的香港也曾經有相似境地,財富分配極不正義,社會激進、矛盾重重;但當時港英政府並非倚重英商、華商,相反不斷改善社會福利、經濟狀況、教育水平及提升公民意識,建立了強而有力的中產階層,使香港具有壯實的溫和中間力量。因此當時激進的社會主義便喪失市場。然而這種全面改革必然會觸碰大量既得英商華商利益,因此需要當年倫敦當局對港督及本地政府高度信任。恐怕當時匯豐大班也無法輕易對港英政府人事布置或對港政策,享有如今天香港各本地商界及特權階層身兼人大政協所獲得的政治影響力。中央及特區政府值得以古鑒今,深思為何這廿年來「深層次矛盾」牢不可破的原因。

應處於反省、回歸現實政治的時候
 
香港民主運動有必要走出「挑戰-回應」的惡性循環,就必須「防左」也要「防右」,對「民主社會」有更完整社會藍圖。戴耀廷教授認為推動民主運動需要強大的群眾支持,他主張在制度內對抗,爭奪政治資源。然而這只是舊酒新瓶,以民主運動廿年來經歷觀之香港的周期選舉難以使社會辯論、尋求共識,只是一次次吹響建制泛民敵對的哨子,使中間力量被壓制,延長「提出-反對」的惡性循環。
 
政治挫敗是一時的,民主基礎的增進是長遠的。香港民主運動應處於反省、回歸現實政治的時候,擴大市民對現有公民社會的想像,強化市民對未來發展規劃討論的時機。中央政府、特區政府、香港市民三方都應著力於增進民主基礎,積量變為質變、積小勝為大勝,待「澆水」、「施肥」後,共識種子就已經撒下,等待的就是發芽。發芽時機全然把握在香港本地政黨及市民如何拿揑「民主運動的彈性」。當民主生活能夠真正「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之時, 「極左」與「極右」將成為歷史塵埃。那麼下次政制改革之窗打開時,民主運動將從天空回到大地,負重致遠地走向民主世界。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作者均來自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文章曾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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