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思：不想行會成為另一個立法會

有「公職王」之稱的陳智思，最新印上卡片的職銜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召集人，前特首梁振英也曾擔任這個職位，被視為政途扶搖直上的跳板。不過隨着政治環境日益複雜，行政會議的角色也受到不少質疑，有人批判行政會議淪為橡皮圖章，更有指是恃着有保密機制保護便「黑箱作業」的平台。隨着新特首上場，行政會議的成員有所變動，風氣會否煥然一新？

行政會議角色 每屆政府不同

行政會議的職能、組成規定，寫在《基本法》第54條、第55條、第56條之中，行政會議是香港政府的架構之一，不管坊間對這機構如何批評，除非修改《基本法》，否則必然繼續存在。但其實《基本法》的寫法相當籠統，行政長官其實可以自行決定行政會議由誰組成、怎樣運作。

在董建華的時代，行政會議成員主要由司局長組成，一共有14人，非官守成員只有5人至7人；在曾蔭權時代，先是增加了非官守成員的人數，而除了3位司長必須出席所有會議之外，當時的局長可以選擇只出席涉及本身負責的事務的會議；到了梁振英的時代，人數是歷代之最，除了行政長官本人之外，共有15位問責官員和16位非官守成員。人數最多，卻不一定「好辦事」，市民批評梁振英任內行政會議淪為政治酬庸，隨着前商交所主席張震遠下馬，林奮強因涉嫌偷步賣樓而辭職，行政會議的聲譽進一步受創，後來凡是梁振英提出的政策，市民均以陰謀論觀之，行政會議更難發揮作用。

談及梁振英年代，陳智思認為：「未必很多人認同梁振英的個人作風，但他在政策上沒有犯錯，大體上都是為香港着想。」他續道：「不過當個人對部分持份者有了偏見，便難以與這批人找到共識。」這個情況，在7月1日林鄭月娥宣誓就任後會有改變嗎？陳智思認為：「即使換了特首，難度和複雜性依然存在，但希望可以扭轉對人不對事的風氣，將更有助於達到共識。」

加強行會及決策局溝通

《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在作任何重要的決策之前，均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行政會議實行保密制及集體負責制，結果惹來市民猛烈批評，「橡皮圖章」、「黑箱作業」之說不絕於耳，陳智思則認為，行政會議制度大致延續港英政府年代做法，回歸後加入了新元素，當中的確有未如理想之處。例如往往去到政策後期，行政會議成員才「被通知」，作政策出台前的最後把關，「除了叫停以外，沒有太大空間，遑論進行大修改。」陳智思感嘆道。「具體而言，政策可能有民意的基礎，經過立法會的修改，才放進行政會議的議程，故不可能因為自己不喜歡就叫停，難免予人橡皮圖章的感覺。」曾任多屆成員的他如此分析。

關於介入政策的時間，曾有行政會議成員建議可以提早參與政策過程，陳智思認為理念或許是好的，但實質操作會有困難，「例如提早通知到什麼時候才合理呢？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一個月？」陳智思問，他接着解釋：「也是不足夠的。」新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刻意吩咐所有決策局積極與行政會議合作，所以陳智思現在其中一項工作就是與秘書處溝通，商討未來如何加強雙方關係。不一定有政策到來就通知。這個做法固然可以令兩者有更密切的溝通，卻同時產生新問題，矛盾在於行政會議與局長的關係，畢竟政策是屬於局方的，若給予太多意見，恐怕會成為另一個立法會，陳智思表明立場：「不想成為另一個立法會。」雙方始終希望互相合作，行政會議成員希望幫助他們，不想成為另一個包袱，絕對有需要加強雙方信任。「加上行政會議成員來自不同界別，有不同專長，很前期時不一定有共識。」陳智思如是說。

行政會議召集人的重擔

上屆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令人感覺他雖為召集人卻難以發揮，今屆的擔子落到陳智思肩上，發揮空間會更大還是縮窄？陳智思指出所謂「召集人」的角色，其實是禮節性要求，「行政會議主席的身份一定由特首擔任，所謂召集人只是非官守議員的一方，但不代表在行政會議會議中召集人聲音特別大。」但他承認，召集人的角色在公眾眼中具一定代表性。

今屆情況有點特殊，陳智思除了是召集人外，亦是林鄭月娥競選特首時的競選辦主任，故有份參與政綱制定，知道新特首施政方向。他形容兩人在選舉後接觸雖然減少，但由於已建立信任，在行政會議中可更暢所欲言。

市民有時可能會感到奇怪，行政會議明明是支持政府的，為何成員時而與政府立場不一致，甚至背道而馳？陳智思解釋，行政會議成員很多時候擁有幾重身分，理論上，政策一天未獲行政會議通過，成員也不一定要跟隨政府說法，可以就自己的專長去回應不同問題，例如具法律背景的成員用法律角度回應問題，公眾可能因而感到混淆，質疑政府內部是否不協調，他解釋：「但政策出台後便會統一口徑」，他不忘補充，因自己有份參與新特首的選舉，故會比較謹慎，希望矛盾的情況在今屆會大幅減少。

本文原刊於灼見名家《灼見專訪》，本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