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賡武:一國兩制是平等關係,還是兩制以一國為主?

2018-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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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不少港人憂慮中共對香港政治加予干涉,質疑中央政府無法履行「50年不變」、「一國兩制」的承諾,更有香港青年舉龍獅旗遊行,揮舞着年輕一代的戀英情結。香港大學前校長王賡武教授強調回歸代表了香港屬於中國的,是中國的一部分;他更指出,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兩制仍是要以一國為主。

灼:灼見名家
王:王賡武教授

灼:有些人喜歡比較,回歸前,在英國政府統治下,有自由、不干預,誰有本事就可以做生意、做首富,學術發展也有很多選擇。回歸後在一國兩制之下,從一開始不怎麼干預,到近年一國的影響力好像愈來愈大。所以一些年輕人很懷念過去英國統治的時候,龍獅旗都拿出來,要研究本土,又不跟大陸接觸。你覺得會不會是一國兩制在前20年出現了種種不太順暢的情況?

50年怎可能不變?

王:這當然很複雜,我相信因素很多。

第一,國際形勢是不能避免的。就以中美關係來講,不是兩個國家的關係,而是兩個意識形態的問題。這種政治鬥爭的背景影響一切,包括經濟、生活和思想,不僅是中國和美國的問題,是國際秩序的問題。美國認為國際秩序是由她來主導和管治的,中國不會接受這一點。這是完全可以了解,當中就有競爭的情況。香港是競爭的地方,有內在和外在的因素。

第二,一國兩制問題當年沒有說得太清楚,坦白說,我在香港的時候,也會問人對於一國兩制有什麼了解。以我最初的理解,當時可能是為了台灣,結果台灣不接受,就改用於在香港。到底一國跟兩制是平等的嗎?還是以一國為主,兩制是次要的,好像沒有說清楚。還有50年不變是不可能的,年年都變,怎麼會50年不變呢?

我們應該要清楚,世界都變很那麼快,怎麼可能說不變呢?如果留着50年不變的概念。我相信會有很大的誤解,1997至2047年完全不變,這不是一個事實。既然是不可能的,那50年是怎樣變,會受哪方面的影響最大?從中國的觀點來說,應該是朝一國的方面向變。但說成完全是一個自由的國際城市、國際港口的話,那這個一國是不是表面而已?若不變的話,這裏頭就有說不清楚的地方,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從中國方面來說,一國是中國是主體,開放要在一國範圍之內開放。如果真的開放,外國影響香港的話,中國怎麼看呢?這是對立的問題。我當時認為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大家也不想講得太清楚,要含糊一點,怕講得太清楚,就會面對很多矛盾,所以寧願不講,希望大家漸漸了解。我想這20年來,在互相交往的資訊方面,有很多地方沒有說清楚,還有許多問題。這20年我從外面看也看不清,有一個感覺,就是一國兩制在不同的組織裏有不同的了解,是存在誤會的。

灼:你覺得這個誤會該怎麼從積極的方向把它講清楚?因為老一輩過去有很多模糊的地方沒有想清楚。現在要重新解釋《基本法》,這是新一代人的責任。你覺得可以如何做得更好,不讓一國兩制的矛盾愈來愈尖銳,影響香港人對大陸人的觀感?

王:這很難說清楚。但我希望各方面(持份者)都要理智地分析對香港和中國的好處,哪些地方可以互相了解、幫助、合作,避免更加深誤解,造成困難。資訊方面要多交往,而且要增加互信。我記得在英國殖民年代,香港與中國大陸很多地方都會互相信任。雖然有不同的見解,但一般香港人是相當理智地分析問題,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意見不同也可以爭論,爭論時都是講道理的。這樣的情況下,有誤解是可以解答的。中港兩地缺乏了信任,造成的影響是很可惜的,要盡量避免。希望所有香港人在這方面可以盡最大的努力,互相信任地理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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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如何應對戀英情結?


灼:從北京的角度,可以做些什麼,讓香港人放心?

王:這點我也不太清楚。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領導人面對着非常多的問題,內部各種各樣的問題,如經濟不平衡、貧富差距,還有有許許多多的事情沒有做好。國外的問題非常複雜,安全問題、國際邊界的問題,中國四周都有朋友,也有敵人。從中央的觀點來說,香港是小問題,他們可能沒有太多精力去照顧香港。當然香港人會用全部精力去討論香港的問題,中國的領導卻不管香港,這就失去了平衡。客觀地了解,香港也不能要求中國太多關注。為了讓中國更了解香港,可能年輕人認為只要大聲喊口號,就能得到他們的注意,你不出聲的話,他就不理你,但我覺得這個想法是不長久的。

但是到了最後,還是要坐下來,理性分析哪些問題可以解決,哪些要慢一點,一步一步來,一時間不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年輕人可能沒有這個耐性,我也了解年輕人有不同的想法。在你當學生,我當校長時,我們的想法當然不同,你較為直率,我要從各方面地考慮,不能完全去接受你的要求,這是很自然的。要盡量去做,才能有進步的地方,總方向是最重要的。

回歸是什麼意思?香港是屬於中國的,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個基本原則,既然如此,這個出發點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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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何融入中國發展大局?

灼:50年不變,你覺得怎樣變才能夠帶給香港人最大的好處?香港怎麼變才能融入中國大格局的發展?

王:我剛才說的就是這一點。主要的變肯定不是在香港,是在中國和國際上其他國家的關係。這些大問題連中國都不能夠主導,也要面對和應付,變和怎樣變,誰都不知道。有些問題若日趨嚴重的話,中國又能和平而不動武地改變是最理想的。

灼:你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有什麼寄望和鼓勵?

王:我從外面看,香港的問題我不太清楚,很多地方實在很模糊。我所知道的是媒體提出的大問題,最主要是住屋及貧富差距,這不單單是香港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困難。為什麼要有社會主義?就是彌補資本主義的弱點,這是全世界的問題。住屋是香港的問題,新加坡就沒有。

我非常欣賞董建華,他很重視住屋問題,可惜遇上金融風暴,沒辦法進行是非常可惜的。當時我聽他演講,他看對了重點,可惜到現在仍未能解決這個問題。香港沒什麼教育問題,教育水平很高,不論是中小學或大學,學生的素質很好,人才又多。面對國際問題,商界人士應付自如,又有中國在背後提供各種各樣的方便,其他地方都非常令人羨慕,你們環境非常好,可以做到事情。

香港和新加坡的關係很好,即使有小磨擦和競爭都是小事,兩者走相同的路線,環境有點不同。老實說,香港環境比新加坡好,經濟和人才方面都沒有問題,新加坡的地位是有問題的,小國要維持治安和國際地位,都是生存的問題,天天要考慮的。

灼:前年林鄭月娥在我們的周年論壇提出新加坡比香港做得好的一些數據,香港的經濟增長落後了,她不甘心。

王:我不知道新加坡有哪方面比香港做得好,我覺得不應該完全比較。因為新加坡要面對生存的問題,香港沒有。新加坡特別緊張,顧慮比香港多,這一點情況不同。新加坡的工作人員效率很高,因為他們緊張的地方很多。

灼:以後我們要多交流,好好向新加坡學習,兩地需要互補。

王:香港跟新加坡從英治時期關係就特別好,兩者都有相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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