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渤:「小組治國」中的香港角色嬗變

2018-08-20
鮑渤
資深傳媒人
 
AAA

carrie1.jpg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政府新聞處圖片)

時事短打   鮑渤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日前在北京召開首次會議,香港媒體議論最多的是林鄭月娥作為特首,首次納入中央層級的領導小組。

領導小組由韓正掛帥,成員包括港澳特首、中央政治局委員李希、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港澳辦主任張曉明、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廣東省長馬興瑞,還有中宣部、科技部、央行、中證監等領導。

記憶中,香港與北京的領導人會晤,歷來「平起平坐」,甚至回歸之後三任特首還在延續。這在今天看來,是「政治不正確」。這一現象的改變,始於梁振英任內的後期。現在的座位安排,肯定是領導人安坐中正,左右由雙邊官員依次排開。

座位的安排變了,「君臣之道」得以匡正。但回歸後首次有香港、澳門特首在中共中央決策架構中擔任成員,還是很有新意,工作機制的創新令人眼前一亮。林鄭現在飛北京,不是「訪京」了,也不一定是述職,可能是在「上班」開會的路上,是前往設在發改委大樓裡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

這一細微的變化,無論是從香港自身的發展,還是從香港融入國家「一盤棋」大局來看,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格局大小與否,規劃還是被規劃也罷,這個變化決定了香港不再是以前的香港,不可以「自把自為」,也沒可能獨善其身,只能與國家綁定為命運共同體。

其實,香港為了免於邊緣化,免於被規劃,行政長官也應該加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因為作為成員可提出議題。特區政府亦可做調研,把文件提交給領導小組討論。港府中央政策組原首席顧問劉兆佳認為,大灣區發展是國家重點發展戰略,牽涉多個中央部委、九個城市的利益牽扯和兩制的分歧。香港從未試過參與國家戰略,港澳特首能以小組成員身分參與會議,增加了在大灣區規劃的話語權,也可以更好地掌握中央和內地城市的看法。此見解可謂透徹。

對中國政壇頻頻出現的「領導小組」(Leading group),普通香港市民可能不了解,或理解上有偏差。這種模式與歐美政府的治理體系,沒有可比性,也沒有太多的參照系。《思考香港》專欄作家、資深媒體人李伯達,早在粵港澳大灣區領導小組首次開會前的上個月初,就已撰文「特首參與小組治國,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真可謂「春江水暖鴨先知」。如果筆者沒有記錯,這是香港首篇討論特首納入中央層級領導小組的媒體評論。

「小組治國」是中共政治的一大特色。小組是中共中央的決策議事協調機構,通常由一名政治局常委擔任組長,組員來自中央相關部委和地方首長,便於跨部門協調,旨在走出西式議會時常出現的「議而不決」怪圈。這一點,經常在電視上圍觀香港立法會亂象的市民應該很有感觸。

「領導小組」並不是中共的發明。漢武帝治下以「內廷」取代「三公九卿」制度,已初具「小組治國」的神韻。中共建政不到十年的1958年6月,中央政府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這是小組首次出現在最高決策層。

國家權力是集中還是分散,自有它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內在邏輯和理由。舉例說,前些年政治局「九龍治水」的治理模式,就出現權力過於分散,無法「定於一尊」的弊端。習近平在首屆任期內一口氣成立了24個「領導小組」,覆蓋黨、政、軍、意識形態等領域,客觀上阻止了利益集團及「諸侯削權」對中央造成的離心離德。至於是否衍生「個人崇拜」的弊端,是另一個很大的話題了,本文無意展開。

原有的政治局常委分管體制,在不同程度上被「小組治國」取代。其結果是,「領導小組」成了事實上的政治運作的最高權力機構。香港《眾新聞》用「林鄭躋身中央決策層」來形容,不管用意何在,卻是事實。

成立「小組治國」最直接的理由,就是加強「頂層設計」。這是一個工程學術語,本意是運用系統論的科學方法,統籌考慮項目各相關層次及要素,優化資源配置,統攬全局,高效決策,在最高層次尋求破解發展難題之道。「頂層設計」首次出現在中共中央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中,近年來成為大陸政治最熱的治理名詞。

粵港澳大灣區的前景的確誘人。運作得當,潛力如同井噴。但「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的複雜性,卻是世界其它頂級大灣區從未體驗的。 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持份者「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既合作又競爭,才是正道。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