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大交通樞紐推動灣區結構性整合

2018-10-26
田飛龍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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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秋季是粵港澳大灣區「大交通」建設的豐收時刻。9月23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香港納入國家高鐵經濟網。10月2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廣東,宣佈港珠澳大橋開通,見證這一歷史性時刻,次日大橋正式通車。

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是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大交通」的基礎性和標誌性工程,其相繼通車,為正在展開的大灣區經濟發展及社會與制度融合提供了關鍵性支撐。習近平親自出席亦具有顯著的象徵和示範意義,標誌著國家對改革開放40周年之後「新改革」著力點與戰略推動力的選擇,粵港澳大灣區責任重大、使命光榮。

「大交通」不同於港澳及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內部「小交通」,其經濟社會意義在於五個方面。

第一,大交通擴大了大灣區居民就業、旅行、置業、交友、教育及社會參與的範圍和程度,有助於港澳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有助於珠三角其他城市借助港澳優勢進一步創新發展。

第二,大交通必然帶來港澳生活方式與制度元素在大灣區的吸收、整合與會通,助推大灣區成為更具整體性、協調性、有機性與創新性的人文灣區。

第三,大交通有助於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實質性建設,有助於整合多方力量,釋放創新動能和創意,幫助國家實現高端技術的突破。

第四,大交通可以幫助解決港澳社會內部資源緊張、階層矛盾凸顯、經濟發展乏力的結構性矛盾,通過地區合作及經濟社會容量擴展,客觀上增進港澳社會的繁榮穩定。

第五,大交通還有力支撐了香港特區政府最新宣佈的「明日大嶼願景」,使得大嶼地區成為香港「新區」及富有開發、發展價值的重要區域,不僅可以有效解決居民「上樓問題」,還可推動與澳門及珠海的創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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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通在推動港澳居民身份認同方面也將具有三方面突出效應。

第一,大交通使得港澳居民尤其是青年人有更多機會和便利來內地旅行、交友、就業及創業,並可享受到包括創業支持專案、居住證等特惠安排,幫助其在具體利益、情感和國家認知上融入灣區及國家體系。

第二,在大交通支持下,灣區建設可以試行「大灣區智慧一卡通」,捆綁灣區內多重優惠、福利及政策性安排,以「大灣區人」的概念化和制度化而實現對香港「本土主義」的對沖和消解。

第三,通過大交通條件下灣區社會保障、公共服務與公共治理標準及生活方式的趨同化,打破「兩制」的僵化隔離,推動「兩制」向「一國」有機融合發展,逐步解除「深圳河」的二元對立符號意義。

港珠澳大橋將會是普惠性的跨境大橋,不僅給香港的跨境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和利益,也為澳門與珠海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參與大灣區建設帶來重大契機。從大交通結構來看,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恰好構成大灣區跨境體系的「雙軌協同線」,前者側重深港整合,後者側重港珠澳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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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借助港珠澳大橋,可以尋求經濟產業多元化的外源動力,可以在與香港的對接合作中尋找到自身獨特優勢,實現「新經濟」的佈局發展,尤其是會展經濟、休閒旅遊和國際文化交流。珠海也可借助港珠澳大橋獲得更多來自港澳的資本、人流、技術及合作專案,實現其作為大灣區重點城市的經濟崛起和佈局優勢。

當然,港珠澳大橋之建設與管理必然在制度和技術上持續受到挑戰和考驗。既往經驗表明,在「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及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所有的挑戰和考驗均能夠尋求到妥當解決方案。

港珠澳大橋建設採取了中國跨海橋樑建設的最高技術標準,是大灣區科技文明的地標性工程,它的通車本身就是中國橋樑技術世界領先的證明。大橋的管理涉及港澳與內地的三種制度體系、海關措施及應急處置協同機制,儘管前期做了充分的地區間民主協商及中央決策支持,但在具體運行中必然涉及複雜的法律衝突化解、糾紛處理、事故調查、應急協同、管轄權確認與互助、維修責任、收益分成等諸多細節。

我們確信這些運行管理的具體問題可以在「一國兩制」及三地協同框架下得到有效解決,大橋的經濟、社會、文化甚至國家治理上的戰略性意義和價值必將得到日益顯著的體現。

 

文章原刊於《橙新聞》,本網獲授權轉載。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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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造成如今大橋車流量極度低迷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當局的保守心態和誤判,令大橋作用的發揮陷入「惡性泥淖」,後果堪慮。政府若不當機立斷採取主動積極的有效措施,香港巿民寄予厚望的港珠澳大橋有被淪為「大白象」之虞,更將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吳歷山  2019-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