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桐山:粵港澳三地融合需要轉接頭角色

2020-10-21
吳桐山
學研社研究員、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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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區40周年,一時間,深港融合這個話題又熱鬧起來。過去幾年,其實吳桐山都寫過很多兩地融合的文章,但一場疫情下來,大家猛然醒悟——沒有制度融合的融合,根本就是偽命題。

兩地融合、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這些詞語,在前年和去年最為熱門。因為港珠澳大橋通車了、高鐵香港段通車了,到了今年,蓮塘口岸也通車了。但是,撫心自問,兩地融合了嗎?一個疫情下來,兩地人流馬上下跌99%以上,由一年數億人往來變成一年只是幾十萬人。深港之間的口岸,馬上由全球最繁忙口岸,變成全球最冷清口岸。沒有制度融合作保障,再多的硬件融合、口號融合,不堪一擊。

沒有制度融合的融合是偽命題

大家不妨想想,為什麼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要馬上統一度量衡?因為只有制度融合,才能把不同的地方緊緊地連接在一起,否則很容易散架。搭橋修路,那只是其次。又如英國和愛爾蘭之間,是有協議保障人員自由往來的,因此即使新冠疫情嚴峻,兩國之間也不能「封關」。但香港、澳門與內地呢?雖然份屬「一國」,但三地之間的制度差異遠較其他國與國之間來得大,也沒有任何協議去保障、促進制度融合。因此這種融合在疫情這種巨大變故面前,顯得不堪一擊。

我曾經打比喻,「兩制」就好像兩台不同制式的手機,一個是iOS一個是Android,這是融合的難點所在,也是防疫結果大不同的根本原因。漠視制度分野是膚淺的、不可取的。因此我早在三四月份已經呼籲設立大灣區衛健委統籌粵港澳三地的防疫工作,否則封關只會無日無之。但是不是只要有「兩制」就不能融合呢?那也不盡然,關鍵是,要有轉接頭的角色。

我的數據線本來是Android制式的,但我只要用一個轉接頭,一樣可以給我的iPhone傳輸,中間肯定有一些能量損失,但也行之有效。問題是,在粵港澳三地的「兩制」之間,誰充當轉接頭的角色呢?現狀是沒有。

以防疫為例,內地是一元體制,各地方政府守土有責,哪裡出現疫情,哪裡的地方官就要擔責。但偏偏香港是一元體制以外的地方,哪怕香港的疫情受控了(其實五六月時一度連續20天本地零感染),地方官也不願意為自身體制以外的因素負責啊。你香港做的檢測,我深圳信不過,反過來也可能有這個問題。這時候就要有人充當轉接頭的角色,例如中央設一個什麼辦公室,深港兩地都必須信任這個轉接頭,由轉接頭來對兩地往來的人進行檢測,由轉接頭制定政策。出了問題,轉接頭負責,而不是地方政府負責。這才能讓兩台不同制式的機器連通起來。

轉接頭須具備幾個條件

國家固然有港澳辦、中聯辦等龐大架構處理港澳問題,但這些部門都屬於制定宏觀政策或溝通信息等上層工作,而轉接頭角色是要處理非常底層的實務性工作,為兩地之間往來的人、物進行轉碼的工作。這樣的角色偏偏有所欠缺。

做轉接頭要有幾個條件。第一,它必須是獨立第三方。轉接頭是Android手機和iPhone手機之外的一個零部件,不能隸屬於哪一方。第二,不同制式的手機都必須信任轉接頭,否則轉接頭就沒法工作,因此轉接頭雖然小,但它必須由比兩台手機更高的權力來設置。第三,轉接頭做的是最底層的轉碼工作,它需要了解兩種不同制式,但同時它不指揮任何一部手機,如果轉碼的過程中出了錯誤,由獨立的轉接頭負責,不會算到哪台手機的頭上。有了這種微小而關鍵的轉接頭角色,三地融合才能順暢地進行下去。

港珠澳大橋通車和高鐵香港站可謂生不逢時,剛投入運作不久就碰上持久的疫情,都長蜘蛛網了。國家必須痛定思痛解決粵港澳三地的連接問題,才有真正意義的粵港澳大灣區。否則融合是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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