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觀察/ G20後的中日新關係

2019-05-23
黃匯傑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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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雙方一致認為,自去年以來在共同努力下,中日關係重回正軌並取得新發展,今年則是向更高目標邁進的關鍵之年,應把握機遇,在遵循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基礎上,落實兩國領導人關於「中日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相互支持對方的和平發展」的政治共識。雙方同意共同規劃運籌好雙邊高層交往,紮實推進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妥善處理重大敏感問題,推動兩國關係沿着正確方向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此外,在安全對話方面,中日雙方相互介紹本國發展戰略和安全政策,並就各自關心的問題坦誠深入交換意見,強調中日兩國對維護本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負有重要責任,應繼續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雙方同意以兩國領導人有關重要共識為引領,加強交流對話,管控矛盾分歧,不斷增信釋疑,努力在安全領域推動構建建設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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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大學大學院縂合文化研究科川島真教授

日前,日本外國記者中心請來,東京大學大學院縂合文化研究科川島真教授講解了在大阪G20後「日中新時代」,新的日中關係的發展方向及進程,以及日本對「一帶一路」的看法。他說,中日關係的改善是從負增長走向零的改善,並不是說具體那一面非常好。雙方在歷史、領土、海洋(安全保障)、網絡攻擊等地方還有很多爭議的地方沒有解決。改善的象徵點是說,向「一帶一路」靠近,但還有很多地方需要繼續討價還價,不要單純的理解,這就是要合作。

對於安倍政權與中方的對話改善進程,他説,2012年12月安倍政權成立,在2013年的12月參拜了靖國神社。在2014年1月安倍在國會上表示了要改善對華關係,委派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訪問了中國。並於中方一起制定了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同年11月,安倍參加了北京的APEC峰會,實現了日中首腦會面。2015年4月,又實現了中日首腦會談,2015年8月安倍談話、9月習近平抗日勝利演講都為彼此留下了見面的空間。2016年9月安倍在杭州參加了G20又實現了中日首腦會談,在多次多框架下的中日首腦會談,提供了改善的機會。

川島說,爲什麽要改善關係呢?1、與中國是鄰國關係;2、大國是中國、以及美中關係等重要性,還有新的中國政策、北朝鮮等問題,都需要與中國進行合作交流;3、中國有強大的供應鏈;4、期待中國有大量的旅客入境。日中在貿易的方面,在經濟上中國的重要性提高了,從中國看日本有另一種重要性,堅固的供應鏈。還有,日本國內的民衆對中國的看法也有所變化。

他續道,安倍政權對華關係的改善進程二,就是在2017年6月的日經亞洲的未來論壇,首次對「一帶一路」進行了評價,並發表了對此的意見,提出了四個條件。之後,就是中日首腦相互交流的復活,2018年5月,李克強中總理訪日,參加韓中日首腦會議。安倍再次就「一帶一路」提出共四個條件,(1)開放性、(2)透明性、(3)經濟性、(4)財政健全性。但是,沒有得到總理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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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安倍訪華期間,又一次向習主席提出四個條件,還是沒有得到主席的回答,連商務部也沒有回答。之後,日本啓動52個第三國合作方案。

2019年3月25日衆議院預算委員會討論「一帶一路」時表示,中方考慮引進四個條件,日方將進行合作。雖説,不是全面贊成,但是,雙方創造一個好的區域合作也是不錯的選擇。

筆者認爲,在這種背景下,中日之間最重要的依然還是依賴經濟關係開展中日關係。日中之間的經濟關係紐帶是非常牢固的。而且,日本的經濟團體對中國的市場期待也非常高。在中國經濟失速的情況下,需要日本的經濟界敞開胸懷討論,如何能夠與中國的經濟結構改革相結合,在各個經濟領域,根據具體情況做出相應的對話與合作,進行多方位的發展。

最後,我們以數年前日本政府宣布釣魚台收歸國有爲例,當時,引發中國各地的反日怒潮,如今中日之間氣氛截然不同,在日本的各地大街小巷到處可以聽到中國話,這反映了外交戰場上的瞬息萬變。我們需要關注的反而是習近平主席,敢與美國爭雄,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雖爭霸的過程並不順利,被美國總統特朗普單獨點名不公平貿易並祭出懲罰性關稅。如今,北京陷入與貿易戰的泥淖,在這種情況下,拉攏安倍、穩定與日本關係自然變得極其重要。

在四十年後,對於新的中日領導人而言饒富意義。如今,日本已取消對中國的發展援助,而中國也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全新的習近平時代的開始,也是安倍的第二春之際,特別是美中之間貿易戰爭,大大限制了習近平在外交政策能夠揮灑的空間。這或許也因此,這次大阪中日高峰會沒有太多可值得紀念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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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匯傑  2019-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