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反修例:民主與發展之辯

2019-08-17
田飛龍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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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修例的思想動員中,反對派延續了「民主福利型」論述路線,灌輸給青年人一種簡化甚至有所失真的歸責公式:香港的社會痛苦和不公平來自97回歸後的政府管治,而政府管治的最大問題在於沒有「一人一票」的普選,未能產生對香港人負責的特首。似乎只要「普選」了,香港特首就能夠只管香港的利益,不顧國家的利益,而且發展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並且,這種「普選」民主訴求中還包含着強烈的福利主義期待。

相反,中央與特區政府的管治共識卻在於一種「法治發展型」路線,強調香港的所有問題包括分配問題固然有制度和政策因素,但最重要的是香港在新一輪全球化與經濟轉型升級之逐步失去優勢,產業空心化,創新乏力,青年人奮鬥精神有所衰退,故主要路徑應當是保持香港法治穩定,在此基礎上從香港內外部尋求更大的發展機遇和空間,以發展及做大蛋糕解決分配問題。「法治發展型」路線自然與國家在改革四十年李形成的政策法寶「穩定壓倒一切」以及「發展才是硬道理」相符合,且有深圳發展模式的參照和證明。

無論是「一帶一路」的宏大全球治理藍圖,還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地緣性經濟社會集成戰略,都是循着「法治發展型」路線而來,是將「兩制」有序融入「一國」整體秩序框架的國家理性路徑。恰恰是這樣的帶有顯著國家理性、經濟合理性及新全球化趨勢性的融合進程,對香港反對派既有的「民主福利型」路線及其整體政策訴求構成了規範性挑戰。香港反修例運動固然以修例爭議爲名,但深層次的對話邏輯卻在於:反對派極力訴求以民主方法實現完全自治及福利最大分配,而中央及建制派則凝聚成了帶有「中國模式」規範性背景的、以法治和發展爲相互配合之雙軌轉型邏輯的政策路線。因而,反修例運動持續高燒不退的背後,乃是香港「一國兩制」演變前景中「民主」與「發展」二元核心價值的各自凝結與競爭,其深層次邏輯則觸及了「一國」的整體自我理解及對香港社會困境解決方案的積極思考與引導。

客觀而論,香港社會當前的結構性矛盾與羣體性的精神焦慮確實指向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帶來的貧富差距和分配不合理、不正義問題。香港青年人強烈感受到了買樓難、上升難、發展難等壓力要素,而且面臨着來自內地及全球的越來越激烈的人才競爭。這些矛盾和問題並不是回歸之後才產生的:一方面港英的治理過程尤其是回歸過渡期已經積累甚至放大了所謂的地產霸權與民生正義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這樣的負擔和壓力轉移給了特區政府;另一方面香港作爲發達經濟體必然分享着與西方類似的後現代化經濟社會矛盾及青年人問題。我們必須有歷史的眼光和全球化的眼光來看香港問題,不能將其簡單歸結爲「回歸體制」問題或政府管治問題。

面對香港的分配不均與青年發展問題,回歸以來即存在「民主優先」和「發展優先」的模式和路徑之爭。香港反對派的基本邏輯是,香港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在於缺乏普選制度,缺乏以普選程序建構的管治責任制,因而社會運動聚焦於落實「一人一票」的政治普選。這一思路也是西方所謂「發展援助」及「華盛頓共識」的核心部分。但從比較政治的角度來看,那些接受這一模式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紛紛落實了所謂「普選」,但改革系統協調性差,邏輯混亂,多以法治秩序的犧牲與社會撕裂的加大爲代價,最終成爲「失敗國家」。對比台灣地區,1996年落實「普選」,但經濟社會問題反而愈演愈烈,民主民粹化與經濟增長遲緩、分配正義扭曲並存。中國自身的發展經驗及共識在於堅持以法治秩序爲前提,穩定壓倒一切,同時堅持以發展解決問題,通過做大蛋糕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追求惠及所有人的公平正義。「法治」與「發展」是中國自身改革成功的最大祕密,也是中央治理香港的堅定原則,這些原則性內涵見諸於2014年白皮書、2017年習近平講話及十九大報告港澳專章,更是在大灣區規劃綱要中詳細闡明。佔中運動及此次反修例運動也可以視爲「兩制」之間的制度性對話乃至於競爭,但歷史經驗和發展理論表明,以法治爲基礎的「發展優先」模式更具理性和建設性。依靠對法治的破壞、暴力的使用以及民主的極限美化,並不能解決現實世界的政治與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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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在香港政制民主發展上並非保守,而是理性和負責任的,以八三一決定平衡處理民主發展與國家利益的關係,並始終保障民主發展有助於而不是不利於「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內地的融合發展。示威者的追求有着一種訴諸「本土主義」的過於侷限化的地方性視角,過於消極看待和理解國家在改革開放中的實際發展與制度進步,亦未能從「一國兩制」全面邏輯以及國家戰略發展的高度理解香港的角色、地位和機遇,從而陷入了一種與其他發展轉型地區類似的「過度政治化陷阱」。

示威者未能全面準確理解自身的政治利益,未能理解唯有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才能保持繁榮穩定與高度自治。示威者的訴求中實質包含了一種僵化的「兩制隔離」思維,追求一種無節制的、日益超越「一國兩制」底線的本土自決甚至港獨分離。這一訴求方向與中央在「一國兩制」下推進的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的總體政策取向是矛盾衝突的。任何超出「一國兩制」底線以及違背基本法的政治訴求與政治運動,都可能造成香港既有繁榮穩定及高度自治的嚴重受損,無論是佔中運動還是此次反修例運動都已經充分證明這一點。理解自身政治利益,必須以理解「一國兩制」爲前提,想象和追求一種沒有「一國」的香港政治前途與發展前景,註定是一種南轅北轍、緣木求魚的歷史誤區。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發展主義以及側重塑造香港人國家認同的國民教育,恰恰可以矯正當前香港青年人偏頗的歷史觀、政治觀與國家觀。改變不了世界就應當改變世界觀,當前香港青年確實出現了無法理解和適應「一國兩制」及國家新角色的「世界觀危機」。

也有媒體及論者將香港矛盾爆發歸責於香港近年來出現的所謂「DQ政治」,即不寬容、不包容的選舉政治,但卻沒有注意到這種「DQ政治」是一種嚴格的憲制維護機制,是爲了保障香港民主程序良性運轉。對港獨議員的DQ是香港法治自我鞏固的體現,也是中央監督基本實施的憲制性責任的體現。任何國家,任何民主體系,都不會允許政治顛覆者借用民主程序顛覆民主本身。看看魏瑪民國的憲制教訓,看看德國基本法引入的「防衛型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的憲制守護機制,就能明白DQ不僅是依法進行的,也是在維護香港法治整體秩序。選舉必須依法進行,選舉投票不代表合法性的全部,還必須通過基本法加以衡量與檢驗,這是法治的基本要義。如果英國當選議員在宣誓環節公然宣揚國家分裂觀點或侮辱國家民族,也一定會被DQ。通過法治排除港獨議員,是爲了香港民主更加健康有序地運行和發展。

再深入探測香港黑衣青年人的精神世界,發現他們有一種所謂的「攬炒世界觀」,即同歸於盡、玉石俱焚式的極端主義世界觀。這是香港公民社會理性精神的嚴重衰退。示威者宣揚的「攬炒」價值觀是非常有害的,既是一種極端幽怨、自暴自棄的負面情緒,更接近於一種「恐怖主義」的行動心理。這種心理源自於香港青年無法有效適應快速變動和競爭日益激烈的社會環境,產生一種「鴕鳥式」的保守本土心理以及害怕競爭、畏懼發展、排斥走出香港闖蕩世界的逆全球化微妙心理結構,或者說是「小確幸」的脆弱心理。在此心理作用下,我們就不難理解香港反修例運動中的一系列自殘行爲了,比如阻塞地鐵與交通要道的「強制罷工」行爲,塞爆機場的「去國際化」行爲,以及「遍地開花」式的滋擾破壞基層民生秩序的行爲。此次運動暴露出香港教育體系帶來的嚴重價值觀偏差問題,也暴露了香港青年人心理扭曲及迫切需要關心和援助的問題。青年人的價值觀矯正與心理援助,應當成爲後運動治理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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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中先生有個觀點認爲,二戰後香港社會的意外成功造成了香港人的虛驕,但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在「愛國」與「民主」兩個基本價值上均未交出合格答卷,因而無法建構出一種基於「國家」的優良管治。呂大樂先生也曾尖銳指出,「尷尬的香港,仍在風雨中」,香港人並未真正做好理解與適應「一國兩制」的精神與能力準備。這些敏銳的「香港文化人」的見解,頗有解釋力和穿透力。

是的,無論是殖民管治史,還是尚屬短暫的回歸治理史,香港社會完整的自我身份建構與認同並未完成,在「一國兩制」下的「愛國」精神未就,「民主」事業未竟,「發展」前景未明,「競爭」能力未全,一切精神頭緒難以貫通梳理,內在協調,從而造成日益仄逼、窘迫乃至自暴自棄的情緒宣泄、不當歸責和暴力自殘的混亂狀態。相比而言,「法治發展型」路線更加適合於反修例運動後香港社會在「一國兩制」下的和解、重建與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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