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桐山:重視技術進步促使社會制度變革

2019-09-16
吳桐山
學研社研究員、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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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制度在歐美遭受重大挫折的情況下,香港很多人仍然在竭力追求民主制度。香港這個地方從來沒有過民主,但卻有自由,過去百年深受西方思潮影響,因此出現這種情況並不奇怪。個人來講,我早年都認為民主制度是諸多社會制度中惡最少的制度,不是完美,但好似沒有更好。因此,很多人對民主制度的追求,已經是一種信仰。但我從來不信仰任何形而上的東西,自問是一個唯物論者,根本不相信任何一種制度會千秋萬世。

隨著技術發展,我越來越堅信民主制度已經走到盡頭,人類的下一個世代,應該如以色列歷史學家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所言,進入一個「數字獨裁」的世代。

採用何種制度管治最為合適,決定的力量不是公眾的意願,而是技術,尤其是信息處理技術。在小農經濟時代,信息傳播的效率極低,地理位置隔幾條村都可能所知不多,在沒有報紙、電視等大眾傳媒的年代,老百姓根本連皇帝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遑論知道他治國策略。在那種技術基礎下,根本不可能實行民主普選。因此,歐美民主普選制度的興起,其實是大眾傳播技術普及帶來的結果。技術決定制度,而公眾覺得這種制度好不好,根本不重要。

但是當人類由大眾媒體時代進入社交媒體時代,這種公眾理性討論尋求共識的時代已經過去。尤其經過這幾個月香港的紛爭、分裂,相信沒有人可以漠視,這個世界完全分裂為很多個「平行宇宙」,大眾媒體的影響力沒有了,取而代之是一個個的信息小圈子,不同圈子所構建的事實真相差異極大,而且由於圈子內的人長期受同一個方向的理念浸淫,大家都會愈發極端。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全社會通過理性討論尋求共識是不可能的任務,是技術上不可能做到。

在信息處理技術極大發展的年代,過去不可能的東西,變得可能。過去的經濟學認為,計劃經濟是不可能的,因為決策層無可能處理大量的市場信息,一旦出現偏差就會帶來災難性後果,所以計劃經濟都失敗了,市場經濟被推崇。但必須強調,在昨天的技術基礎下不可能的事,不代表在明天的技術基礎下不能實現。大數據處理能力一日千里,人工智能(AI)自我學習的能力愈來愈強,人沒有能力處理海量的市場信息從而總是做出正確判斷,但AI有這個能力。就算一旦作出個別錯誤判斷,但AI可以很快對不同情景進行模擬,從而很快修正。

AI計劃經濟較市場經濟更環保

當然人類的認知有惰性,接受了市場經濟這麼多年,很多人已內化成為一種信仰,為什麼要實行AI計劃經濟?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其實很容易改變。例如我說一點,市場經濟最大的問題在於非常不環保。供需讓市場自動平衡,但過程總是不是太多就是太小,就好似股票價格一樣,永遠會在低估和高估之間上上落落,不會停留在平衡點。波峰和波谷之間就是一種浪費。例如現在內地爆發非洲豬瘟,供不應求,國家提供政策優惠,鼓勵增加供應,市場上所有人都接觸到這個信息,但可能很快,非洲豬瘟的疫苗投入應用了,之前的疾病攻克了,過幾年豬肉又會變得供過於求。我們為增加豬肉供給投入的大量資源,很多是一種浪費。如果AI有能力精確評估未來每一種要素的供需,從而更精確地調節,將市場起伏的波峰和波谷壓縮,就可以節省很多碳排放。

在社會管理層面亦然,信息傳播的小圈子化終將會令民主普選的制度破產,只有AI有能力實現對海量信息的精準掌控,從而實現社會管治。

我知道信仰民主制度的人一定會對我嗤之以鼻,認為這不可能,因為這不自由。但我只信仰技術,我也不是反對民主普選制度,因為「反對」是主觀判定,而我說的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歷史發展必然,與個人主觀意願毫無關係。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公眾覺得這件事好還是不好,是很容易改變的。在大家見到民主普選在現在的技術基礎下只會導致社會紛爭不斷,打著打著精疲力盡了,只能交給技術獨裁才能得享太平。經濟層面上,隨著環境污染愈來愈嚴重,只有交給技術獨裁才有一線生機,否則只能真「攬炒」。

從歷史的大尺度而言,香港社會這些吵吵鬧鬧也許不算什麼,但可以令我們對社會制度有更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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