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映:客家人為什麼尚武?

2020-02-24
林文映
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會會長、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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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上兩期在《思考香港》專欄發表了「天台上的武館」、「一個客家武林的故事」之後,有多位讀者提出同一個問題:客家人為什麼尚武?筆者嘗試從三個方面作答。

其一、歷史原因。客家人四海為家,遷移的規模及頻密度,為漢民族所有民系之最。新來乍到,與當地人產生利益衝突及習俗之爭,在所難免。自明代以來,有紀錄的「土客械鬥」有幾百次,僅1854-56年發生於廣東四邑的土客大械鬥,就有逾萬人傷亡,可見客家人和本地人衝突之血腥。

明清時期,閩粵居民大規模渡海墾台,客家人把好勇鬥狠的習氣也帶到了台灣。不同的是,約架的雙方,已由客家人之間轉變為客家人對陣來自泉漳的「鶴佬」。因土地、水源之爭,釀成史書上讓的「閩客械鬥」事件。一個值得探究的現象是,汀州客家人雖也是閩人,但卻與粵東的客家人站在同一戰線;而潮州雖屬廣東,潮陽、揭陽、汕頭等地民眾卻與泉州漳州人「聲氣相通」。可見,語言跨越省籍,成為站隊的標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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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頻發爆發的械鬥,客家人慢慢形成了悍勇尚武的民風,這能夠從其習武的風氣窺見一斑。客家人普遍操練的南螳螂拳、金鷹拳等拳種,都是械鬥經驗後所創。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紅磡開武館的南螳螂拳宗師葉瑞,正是師承從粵東遷徙而來的客家拳師。早期在九龍、新界星羅棋布的客家村,男童及青壯普遍都練過拳腳。

美國學者韓廷敦在《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有這樣的評語:「客家人很注重武技,每一個市鎮都有練武習藝的團體。他們所以要注重武藝,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自衞,因為客家轉徙萬里,沿途難免受到搶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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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地理及生活環境使然。客家人喜歡擇深山而居,毒蛇猛獸出沒、山賊土匪為患。為了守護家園,除了習武之外,客家人還修築圍屋、碉樓,恍似半軍事化堡壘。福建的永定土樓、廣東梅州的圍龍屋、香港沙田圍村的曾大屋,都是鮮明例子。

創辦香港《星島日報》的福建客家人胡文虎,曾經撰文指出:「我先民既遠離故土,雜居於其他先住居民之中,僻處僻阻之區,時虞意外侵迫,不能不藉腕力以自衞,故風俗自昔即多習武角藝,惟處世謙和,而守義勇往。男富強毅弘深之氣,堅韌不屈;女無纏足怯弱之習,健美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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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傳統使然。客家人因為長期跟本地人械鬥,積累了很多實戰經驗,投身軍旅既是謀生的出路,也是傳統優勢。近代以降,客家民系猛將如雲,在近現代中國軍事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篇章。

舉一例,有歷史學家戲稱太平天國之亂為一場大型的「客家人叛亂」。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等主要將領,都是客家人。在對陣的另一方,清軍也有不少重要將領是客家子弟,如江南大營猛將張國梁、鎮南關的馮子材、黑旗軍首領劉永福都是客家籍。客家武將在清末的地位可見一斑。

民國初期,「南天王」廣東軍閥陳濟棠、國民革命軍參謀長李濟深皆客家裔。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更有不少客家籍的軍人。紅軍早期的不少軍官都是客家籍,因為紅軍最早最活躍的區域在福建、江西,譬如毛澤民發動秋收起義之後建立的根據地井崗山以及「紅色聖地」瑞金,正是客家人聚居地。

抗日及隨後的國共內戰,國共兩軍均有眾多客家將領,各為其主,鐵血拚殺。比如國軍的薛岳、羅卓英、黃伯韜、黃琪翔、張發奎、余漢謀、范漢傑、黃鎮球、歐震、羅友倫等等,共軍陣中的朱德、葉劍英、葉挻、楊成武、曾生等,都是叱吒風雲的人物。

客家山區有三個著名的「將軍縣」,其中梅縣有將軍229位,大埔有將軍203位,興國有將軍一百多位。可見客家人尚武,金弋鐵馬,名聲是打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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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客家習俗也是「與時俱進」,根據沙頭角《吳氏族譜》記載,該宗族先民是從清朝康熙年間從梅州大埔遷居羅浮山畔的博羅,後輩再遷徙至沙頭角。他們把大埔原鄉的鯉魚燈變成面向海洋的沙頭角「魚燈舞」,被評為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港深沿線的客家人「耕漁而外,不廢弦歌」,傳統的客家山歌自然洋溢「山風海韻」,歌詞也就有了濃厚的海洋氣息。

    林文映  2023-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