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柏:抗疫不周,跟民主自由有關?

2020-03-30
寒柏
學研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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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蔓延至全世界,歐美國家成為了重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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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大陸的防疫工作初見成效,本地感染個案逐漸歸零,但歐美政府卻白白浪費了這兩個月的時間,毫無防範及準備,弄至現時手忙腳亂的情況。

如今,歐美疫情嚴重。美國成為全世界感染個案最多的國家,已有124,377宗確診個案,超越了中國大陸。如果以感染個案跟國內人口作比較,絕大部份歐美國家的疫情,都比中國大陸嚴重得多。坊間鮮有人提及的是瑞士,國內只得857萬人口,但感染個案已有14,076宗,人口感染比率跟意大利差不多。以死亡個案論,暫時仍是意大利最嚴重,有10,023人死亡,死亡率達10.8%。

歐美國家防疫不力,災情嚴重,很多英美傳媒又忙於為政府「洗白」。它們認為中國大陸抗疫能取得初步成功,是因為中國政府較「極權」。國家「獨裁」,人民屈服於權威之下,自然容易處理疫情。

筆者看到以上相關的講法,有三個論點想說:

1. 歐美國家認為抗疫要夠「獨裁」和「極權」,反過來說,就是承認「民主自由」國家的抗疫效率無法跟「獨裁」比肩。在西方文化的催眠之下,小市民對「自由民主」的崇拜,恐怕已到了瘋狂的地步。如果西方國家抗疫不力,是因為「自由民主」,那麼市民就應該認命?到底是性命重要,還是選舉重要?到底是公共安全、人民健康及衛生重要?還是那虛無飄渺的「民主自由」重要?如果一個制度連小市民的性命、衛生和安全也無法保障,還談什麼「人權」、「民主」和「自由」?

2. 西方國家抗疫不周,難道跟民主自由有絕對的關係嗎?其實,很多西方政府仍是行政主導,特別是美國,總統是三軍師令,又可臨時通過法案,權力極大,卸任後尚有免被起訴的傳統。難道美國政府不夠「極權」嗎?總統不夠「獨裁」嗎?又例如,香港政府向來是行政主導,也可以公共衛生及安全為由,對市民作出諸般限制。就算特首在無現行法例可循的情況之下,還可以立《緊急法》。很多西方國家已對市民進行諸多管制,作出封城和禁足等很多措施,試問跟中國大陸又有何分別?說穿了,只是中國大陸的防疫工作到位,而且執行力度勝過西方國家而已。西方政府反應遲緩,政客推卸責任,公務員怠慢懶散,商家自私自利,最終無力抗疫,試問又跟「民主」和「自由」有絕對關係嗎?

3. 有人認為,由於西方國家的市民平時享受「民主自由」慣了,在疫情之下,政府的法令也無法如實執行。這其實又是一大笑話。任何文明社會都是靠絕大部份市民遵守法律,法治制度才能確立起來。中國大陸政府何嘗不是依法治國?如果市民不守法,社會如何可以和平及有效率的運行下去?又如何發展經濟?西方國家在推行「民主自由」制度的時候,難道是可以容許市民不守法、不尊重法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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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以來,由於歷史因素,西方國家的經濟水平普遍較發達,大家便一窩蜂的歸功於「民主自由」制度。其實歐美國家的政府組成方式也有很大不同,選舉方式亦各異,本質上已不能放在同一個類別上作討論。這種凡事歸功於「民主自由」制度的思考方式,實在絕不客觀。如今,西方國家的抗疫工作錯漏百出,又反過來怪責中方抗疫有功是因為夠「獨裁」,更是幼稚可笑。

換句話來講,即等同說:「你贏的時候,是因為你自己的功勞;你輸了給人家,是因為人家壞透了。」

當代西方文化及教育向來高舉「科學精神」,但偏偏在談論政治制度時,卻蠻不講理之極。大家對「民主自由」的執迷,已到了沉迷「邪教異端」的地步。筆者認為,一場環球疫情,亦可讓市民反思一下,到底這種「民主自由」的盲目祟拜,又是否理性呢?

筆者無意批評「民主自由」制度本身。每一個國家也有自己的歷史、地理、政治及經濟元素;大家都有不同的道路。就算某些西方國家因為這一場大疫情而弄至一蹶不振,我們也不能一口咬定「民主自由」制度不行。反過來說,我們亦不應該盲目相信「民主自由」制度;民主選舉亦未必適合每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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