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桐山：民主制度的滯後性成了防疫盲點
新冠疫情先後肆虐中國和歐美，最近網上流行一句話，說馬克思說過：「當人類世界出現瘟疫大流行的時候，資本主義就會暴露種種弊端，從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趨勢來看，瘟疫也是資本主義的喪鐘。」但在社交媒體時代，就像「魯迅說」一樣，任何人說也可以冠上「馬克思說」名頭，反正我沒有找到馬克思說過這句話的出處。這個時代就是用別人的名頭，表達自己的意思，馬克思說也好、魯迅說也罷，其實都是反映大家在這次疫情中，反思社會制度的優劣。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劣性是一個很大的話題，一次疫情也許暴露出某些優缺點，但也不能就此就斷定誰優誰劣。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事物的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所以人類覺得哪種制度好，根本不重要。但管中規豹，這次疫情的處理倒是反映出民主制度的一大弊端。
病毒是有潛伏期的，因此要堵截病毒傳播，必須要有前瞻性，因為傳播發生在前、確診發生在後、死亡發生在更後。但民主政體的特點是，執政者要反映民意，民意何來？民意是不可能先於病毒傳播而形成的。公眾對病毒的恐懼，必然是看到確診、死亡數字激增，才會產生恐懼，繼而形成民意給政府施壓，再形成政策。因此雖然歐美各國早就看到中國內地的疫情發展，但沒有用，當地的確診、死亡數字沒有急升，恐懼的民意是不會形成的，因此政府是不會預先採取措施去堵截病毒傳播的。歐美不吸取中國內地教訓，錯失防疫時機，不是偶然而是制度必然。
當然，也有一種說法是新冠病毒其實更早就在歐美傳播，對此我不置可否。但當時政府並沒有統計和公佈感染數字，甚至連檢測都沒有做。既然連數字都沒有，那當然更談不上恐懼，更不可能形成民意去影響施政。
還記得3月初，意大利新冠疫情開始爆發的時候，我與朋友討論說：如果要堵截新冠病毒，香港特區政府現在就應該馬上對所有國家和地區封關，疫情發展趨勢很明顯，先是內地、再是歐洲、最後美國結尾，要堵截就要有前瞻性，現在就要做。現在歐美都是高危，對香港而言，既然對內地、日韓（日韓更早爆發疫情）、歐美、英國都封關了，這與全面封關有什麼區別？倒不如做得徹底一點，全部非本港居民不需來。我還對朋友強調說：我一貫反對封關防疫，但的意思是——要麼不封，要封就要現在封。結果，特區政府要等到3月19日才做這一步，比我提出執行的時間晚了兩星期有多。如果措施早在3月初就執行，本地確診的病例也許可以減少一截，這才達到堵截的本意。病毒有潛伏期，當你看到確診數字急升，病毒早已進來，堵截已經晚了一步。
解除跨境限制恐滯後
看到近日香港新增病例下跌，朋友又跟我提起：如果當日政府可以聽我說，早知早覺，也許病例可以少幾百呢。這次我倒說：我之所以可以這麼說，是因為我是一介草民，沒有負擔，但政府施政要顧慮民意，民意是肯定滯後的，所以我相信不是高官們比我蠢想不到，而是他們想到也沒有用。如果我是官，雖然我明知道3月初落閘是最有效的時機、代價最小，但沒有辦法，我一定要等到滯後的確診數字升，我才能行動。試想想，如果我提前做了動作，提前做了封關，做了限聚令，那麼確診數字可能根本不會出現高峰，那麼民意就會反過來怪責我，說我反應過敏，導致經濟遭受巨大損失，給市民生活帶來不便。那麼我作為官，不僅無功、反而有過。因為病毒被我堵截了，沒進來，沒進來大家就看不到，沒看到，我的堵截又怎麼可能有功呢？
民主政體要反映民意，民意卻肯定是滯後，不可能超前，這在對付病毒上是一大缺陷。同樣道理，堵截我們滯後了，放鬆也肯定是滯後的。隨著疫情受控，我相信受疫情影響的地區，包括內地、歐洲和美國，都會逐漸放開境內的限制措施，但要放開跨境限制措施，卻就比較滯後了。道理很簡單，境內限制措施影響每一個人，民意壓力大，疫情一受控就要放開。但跨境限制措施只是影響少數人，大部分人不需要經常跨境，民意壓力小得多。相反，如果一旦「開關」之後，出現一例兩例跨境傳染的病例，那麼民意壓力就很大了。以香港為例，本地新增10例，大家都只能無奈接受；但如果內地傳1例到香港，恐怕有些人就要吵翻天。因此，我認為除了歐盟內部（因為有歐盟機制協調），其他跨境限制措施的解除，應該比大家想像的要來得晚。直至這種跨境限制措施，對經濟帶來的破壞產生的痛感，大於大家對病毒的恐懼之時，解除跨境限制才有民意基礎。如此說來，這種疫情帶來的全球化斷鏈，對中美等大國或許是很大衝擊，但對香港、澳門、新加坡這些細小外向型經濟體，恐怕是不可承受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