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軍捷 :對大聯盟之一喜、一憂及三大期盼

2020-04-30
吳軍捷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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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載,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牽頭的「香港再出發大聯盟」(下簡稱大聯盟),以譚耀宗為秘書長,雲集本港政商界一千多人,籌建工作接近尾聲。聞之一喜,一憂,三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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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喜:香港回歸以來最豪華的陣營認識到,「這是幾十年來最嚴峻的局面」,「香港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呼籲全體港人拒絕被「攬炒」,拒絕被破壞,拒絕被撕裂,下決心,推動香港再出發。

一憂:不是說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也不是說前CEO回流主政參政就未必不好。但畢竟前二十多年,都是這批人主政、議政,出主意和實際行動的,香港搞成目前這種局面,總有些做錯或做得不好的地方吧?如果沒有一個深刻反思的大改,只扯起一面大王旗,繼續沿用舊人事、舊思路、舊手法,經費充足而往壞車猛加油,仍然很難令人有信心。

以筆者在港三十多年的工作和所見,香港亂局產生,除有其難以左右的外部原因,還有其相當深刻的內部原因,因此,本人對「大聯盟」持三大期盼。

第一大期盼,是能夠看準香港社會的主要問題,帶動社會用全力去解決它。

我以為,香港的核心問題是:

一個關鍵:研究一國兩制過份聚焦一國與香港的關係,沒有着重研究香港這一制怎麼搞,致香港的資本主義走上了腐朽之路。

兩大失策:一是沒能大力安撫、改造、提升實際治理香港的骨幹之公務員隊伍。二是被引導全力投入選舉活動,而選舉文化既造成了社會的分裂,也敗壞了本應對香港全局負責的參政隊伍。

由是引發了三大現實問題:一是香港經濟活力不斷萎縮,大部分市民生活實質下降。二是市民對政府的不滿或遷怒於國家,或歸於外部破壞,而前者居多。三是教育、輿論方面在國民道德指引上的失守,導致青少年迷失了方向,成為最大的易感人群。

在歷史和現實因素的作用下,香港成了敵對勢力配合國際形勢制約中國的特佳活動空間,它們可以利用任何機會發起攻擊,而當家人對此既無足夠的警惕,也無實際制約的決心和措施。

循序解決上述問題才是真正的治理路線圖,單就具體事件論述,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處於危局的香港,大聯盟最需要的是一聲尋回香港同舟共濟靈魂的巨響。拿出一套方針,提出一個精準的口號,做一兩件大事,真正聚起人心。我們不需要成千上萬的啦啦隊員,而需要真正適應網絡戰的火箭軍,大聯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供應適用、致勝的武器彈藥,一如抗日戰爭時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丘吉爾的決戰演講,羅斯福的圍爐夜話,以及斯大林的鐵甲洪流。組織多少萬人簽名、集會、上街,和人家比數人頭,不是好辦法。

第二大期盼,是能夠認清形勢,做大事。

天下大疫,中國依靠強力領導,打贏了第一戰役,保住了一片凈土。但世界仍在大亂,不久之後,中國可能遭到群毆,會有一個「脫中」的過程。正是看到了未來的危機,中央政府才提出了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的六保「底線思維」。香港不可不知,在未來相當日子裡,香港或可以再次發揮中國「氣眼」的作用,或在中美博弈「打劫」中墜入深淵。(氣眼和打劫都是下圍棋中的術語),香港首先要自保,要活下去,因此我強烈建議二:

一是促成政府推出「兩年大建公屋三十萬套」計畫,香港深層次經濟結構問題最大的表症就是房價冠絶全球,衍生出其他無數的弊端。政府建設為低下層兜底的公營房屋,同時給私樓巿場以價格自由,這條正路多年來受阻於地產界的貪得無厭和政府部門的不作為。值此危急之際,政府推出兩年大建公屋三十萬套計畫,做最切實際的基建投資,估計耗資一千五百億,耗地三百公頃。兩年內解決積存戶,至少近百萬人直接受益。其後的輪候者,包括許多青年,可望三年上樓,會大大改善他們的人生規劃,改變對政府的信心。這樣一來,三行有工開,土地變活成產業鏈,大家有生路。這項投資於香港勞動力成本的計畫須特事快辦,也衝擊政府的官僚作風。更打開了解決深層次問題的缺口,重振信心。

二是發行「三千億元救港債券」,用作為全港市民兜底。讓暫時失去謀生手段,未能在現行社福政策下受惠的市民和弱勢社群,尤其是沒有生活來源的老人保底,讓全體港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保住基本的生活。債券首先動員大財團(包括中資)認購,可要求在九七之後賺錢的公司,按其純利百分之幾作為良心目標數,否則,如何體現社會責任?對弱勢社群的態度,是社會道德的標誌,要恢復倫常道德,既得利益者怎能不率先作出大貢獻?

這兩項不但是為全港市民派出的定心丸,而且是救生圈。只要「活下來」,香港人自有求變的韌力和搞好經濟的智慧!

這兩項的成敗關鍵,首先在把實際掌握行政資源的公務員動員起來,再不各懷心思,懶政庸政。其次在促使香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真正與七百萬市民站在一起,同舟共濟,而不是站在圈外,黃台收瓜。很高興看到大聯盟中有眾多地產商,還聽聞李超人位列譚惠珠和李慧琼之間,如果能開啟真的合作,香港就有真希望。

第三大期盼,大聯盟能夠促成全港市民的大聯合。

既要再出發,就不能只在同溫層裡求知音,只在老粉絲中找力量,一定要擴展到香港社會的各個階層,各種不同意見的人群。期盼開始籌建大平台,與香港各持分者平等對話。

筆者曾經歷八、九十年代香港回歸的過程,當年中英鬥爭激烈,社會對立嚴重,人心和經濟的動蕩驚心動魄。但始終還有一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諮委會平台,經過曠日持久的溝通、協商,終於制定出來一部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基本法。今天,香港任何人都面對一個大危機,可不可以設法再構建一個大平台,讓不同意見的人都有一個理智溝通的會堂,而不需要讓暴力對抗成為主要表達形式?

我不贊成把香港的主要矛盾定義為愛國和反國家的矛盾,把港人簡單分成愛國愛港和反對的兩大派,非要用壯大一派,消滅另一派的方式去解決問題。我相信香港大多數人是愛港的,從愛港到愛國只是一步之遙,關鍵在於當家人的引導工作。反港反中的勢力一定有,外來的干擾很大,香港忠於外國的人也不少。中央政府的責任是在香港真正把國防和外交管起來,也就是說,國家的駐港機構、駐軍和外交部專員公署,要在特區政府保安部門的配合下,管理在港領館及外國涉政治社團,偵破外國敵對勢力在港的破壞並繩之以法,出手鎮壓一切恐怖活動,真正切斷外敵對香港的干預和破壞。應該立即在立法會展開23條立法,如果行不通,由人大立法,香港執行。在23條的統制下,特區政府應大力取締港獨行為,使香港人有一條清晰的紅線。紅線之內,都是同坐一條船的同胞,可以就一切問題,包括「五大訴求」進行溝通、交流、談判,總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當然,有人不願意接受會議協商的方式,要在街頭表演行為藝術,只要不犯法,也有自由。如果違法,照抓不誤。如果是持有外籍而又要在香港搗亂者,可考慮仿效英國人的做法,遞解出境。面對日益變幻的國際形勢,穩定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再不能拖延不決了。

我期盼中的協商平台如果構建得好,有可能發展成為一類新型的議政參政機構,與民選機構相互補充。英美都有兩個議院、議會,中國有人大、政協,香港的民意為何不可以有兩個渠道表達?這說不定可以成為香港政制的一個嘗試,也是基本法修訂的一個議題。

當然,我一介市民,知之不多,也許看法有偏差,對大聯盟也許抱着過於理想化的期盼。只是近期確實看不到有對香港整體社會現狀的科學研究,一如三十多年前劉兆佳對社會分層研究,導出關信基行政吸納政治的政策一樣。市面上充斥的是兩派意見的對罵,真正能夠提供給港人思考的材料太少。

唯有期望在香港當家人的引導下,大家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防其所當防,爭取到否極泰來的一天。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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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伯達  202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