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偉彬：香港的未來與歷史迴響
《香港國安法》在6月30日晚全文公布後隨即生效。在7月1日這個特殊日子來臨前實施，使得國安法具備了某種時代的意義。「二次回歸」，是部分輿論的解讀，為其賦予了特殊的價值。
這是否將是香港的「二次回歸」，能否真正實現香港人心的回歸？現在斷言恐怕還為時過早，畢竟人心的回歸任重而道遠。但這部法律所帶來的震懾作用，卻是顯而易見的。
早在《香港國安法》正式生效前，香港不少原來的傳統民運人士或直接從事「港獨」運動的人士，或與港獨人士、組織以及暴力主張等切割離席，或是宣布相關組織解散，遠離香港。這裡面既包括傳統泛民主派人士的陳方安生、李柱銘，也包括新生代的黃之鋒、羅冠聰、周庭等人。《香港國安法》的震懾作用可見一斑。
對於外界而言，這部法律帶來的作用顯然不止於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的確將改變香港一國兩制的實施方式。根據《香港國安法》，新組建的國安公署成為第四個在港公開成立並運作的大陸官方機構。雖然在此之前，大陸已經有三個機構駐港，但國安公署是唯一在香港具備執法權的機構。這是一種根本性的變化。
有輿論認為，「一國兩制」從此變為「一港兩治」，這樣的說法並不算錯。回歸23年後的香港，終究還是迎來巨變。北京的治理體系最終進入了香港。如果時間向前回溯，駱惠寧、夏寶龍出任相關涉港職務之時，就已經開啟。
現在，這場巨變不僅將進一步改變「一國兩制」的實施方式，也瞬間平息了香港自去年以來，因為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規模巨大的示威活動。短期之內，相信很難再見到類似去年那樣大規模的示威行為。
只是在這場巨變之後的餘波將如何影響香港，甚至兩岸三地的政治走向，才是這場巨變之下最為敏感，又可能是當下最不容易察覺的地方。
一種治理模式的轉變，很大程度上是對過去歷史的一個總結。回歸23年來，香港出現過不少的政治抗爭運動，簡單歸納，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傳統泛民主派所採取的抗爭路線。
這種路線的目的很簡單，它起源於上世紀80年代，並與中國大陸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緊密相連。這種抗爭方式試圖通過在香港實現民主化，推動大陸的政治變化，最終在50年承諾期限到達之前，深圳河的兩邊因為價值觀上的一致或相近，最終實現共存、共融。
但這種現在看來顯然是不切實際的路線，在2014年的佔中運動、2016年的旺角騷亂，以至去年的修例風波之後，終於歸入歷史。以年輕人主導的街頭政治對抗運動，成了新的對抗方式。
這種方式的出現是對上一種抗議方式的告別。它的思想與行為根源，是以同大陸進行切割為基礎。正是在這樣的根源之上，產生並強化了香港身份的主體認同。這種身份認同較之過去，具備更深厚的本地政治土壤。
現在，雖然這些運動以《香港國安法》的生效而消退。只是強大的政治壓力，或許可以很快清除掉香港街頭所有有形的障礙，卻恐怕很難完全根除植根於精神世界的思想觀念與意識。
相反，隨着部分香港人的外逃，這部分人在國際上的存在，使得這樣的抗議行動具備了更為抽象的精神象徵意義。對香港人主體身份的構建與形成、鞏固乃至延續，恐怕將產生不小的影響。這是北京須要正視和注意的地方。
至於香港本地，恐怕也將因為香港版國安法存在的模糊性，而產生更多的問題，比如社會的撕裂與極端化。這種極端化勢必更進一步強化去年以來不斷強調的香港人主體意識。
模糊的罪名定義，為國安法在香港的實施與震懾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也意味着在人的內心造成巨大的影響。任何人都無法準確理解自己的位置，最終導致兩種極端人群的出現，要麼更保守地退讓到安全的角落，要麼抱着終須一死，不如一搏的想法而對抗到底。香港的社會，可能由此將更為撕裂。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香港國安法》具體如何實施，如何以具體的案例，來向香港本土人士說明其所影響的層面、範圍及方式，重要性不低於國安法本身的出現。《香港國安法》使得香港與北京的距離不再遙遠。但北京對香港的這份掌控力，究竟在新的時代背景之下意味着什麼，值得一再細細思索。
在過去的70餘年中，兩岸三地以各自不同的發展方式和路徑，尋求自身的價值與發展方向。即使香港在1997年回歸之後，仍然擁有探索自身命運與方向的機會。現在，一部法律的出現，卻根本上改變了香港的治理模式，並且勢必極大地限縮自由發展的可能。
尋找香港人身份的意義，某種程度上與台灣自上世紀80年代之後，不斷構建基於自身發展出來的身份一樣。儘管這一過程漫長，台灣人的主體身份及至2020年才終於宣告完成。在這過程中，外在的壓力無不是促使其思考、不斷重新定位並逐步完成主要要素的構建。
正如我們在蔡英文去年的選舉，以及今年的就職典禮上所看到的一樣，過去民進黨的深綠色彩，融入了更多「中華民國」旗幟色彩。正如蔡英文所主張的「中華民國台灣」一樣，兩者間的融合意味着台灣人身份構建上的完成，並成功地「吞噬」了「中華民國」所代表的顏色。
在這層意義上，《香港國安法》出現之後，兩岸三地之間的關係或許將變得更加涇渭分明。過去70餘年獨立探索的三個地方，各自的色彩並變得更加清楚。
過去香港與台灣這兩股力量，是作為中國大陸可能改變的方向案例，未來卻有可能將因此而成為約束大陸擴張的重要力量。「一國兩制」在部分外國政客與媒體眼中的消逝，將成為這種巨變的註解。
41天急速通過的法律，對香港所帶來的巨變，對北京而言是一次戰役或戰術上的勝利。但在巨變之後的餘波及其影響，卻恐怕比之更為深遠。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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