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最該擔憂文化墮落

2020-07-27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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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近代性」從文化領域開始,不無道理。中國的近代化不是內生的,而是通過外來因素引入而催生的。在很長時間裡,人們對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有過爭論,一些人認為,如果沒有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本身也有可能發展出近代資本主義。

不過,中國並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至少沒有比西方更早發展出資本主義。「近代性」從文化領域開始更不難理解,因為如果文化觀念不變,什麼變化都不可能,不僅內生變化不可能,也不會接受外來的變化。

文化變化的本質就是「思想解放」,是民族、國家和個人確立世界觀的過程,近代以來,中國人確立世界觀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傳統中國形成的「我即世界」觀念根深蒂固,只有在和西方打交道過程中屢屢失敗之後,少數精英才開始意識到,除了中國之外還有更強者。但即使是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也很難讓統治者接受,更不用說與政治無關的大眾了。

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講了一些西方的基本事實,但不僅不被接受,反而成為被流放邊疆的一個重要理由。魏源在《四洲志》基礎之上編成了《海國圖志》,卻沒有在中國流傳開來,而到了鄰居日本則成為至寶,兩年之內就出版21版。

接受基本事實痛苦,而引進西方技術更顯得痛苦。1868年西方出現電報,也有精英試圖引入,但官方到了1880年才接受,這種接受也非真心誠意,而是朝廷高官「運作」的產物。其實,蒸汽機、鐵路等技術都是如此。英國工業革命之後,幾乎所有國家紛紛仿效英國,爭取向英國學點什麼,趕上英國。人們很難找到另外一個國家像晚清那樣,如此抵制技術革命。

當晚清官方意識形態(或者今天所說的「認同政治」)達到了不能正視和接受基本事實時,其失敗的命運也就不可避免了。只有在被西方徹底打敗之後,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人們才開始向西方學習,但這時已經經曆數代人的鮮血和努力。五四新文化運動把西方文化概括為「民主」與「科學」的確精闢,因為這兩大要素構成了西方近代以來的成功。

先「民主」亦先「科學」

西方歷史進程是先「科學」後「民主」,或者說先文藝復興後政治啟蒙,但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精英把「民主」置於「科學」之前。今天看來,這種置換也很有道理。「民主」便是啟蒙,把人們從愚昧狀態解放出來;如果人們仍然處於愚昧的階段,如何能夠接受科學呢?

今天,儘管中國式的民主之路還在尋找,但科學早獲接受。中國共產黨所秉持的意識形態便是「科學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科學社會主義已經演變為一種信仰,甚至被一些人視為走向了極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然而,在中國這麼藐視科學的文化里,這種「極端性」裡面也隱含着非常的理性。一旦放鬆警惕,大眾文化中的愚昧部分就輕易沉滓泛起,很快蔓延開來。

今天就是這種情形。中國社會的一些方面,似乎又回到了近代之前的文化氛圍。

前不久,騰訊旗下的微信依據有關規則,對刊發不實信息類內容、煽動、誇大、誤導類內容的公眾號進行永久性封禁處理,包括「至道學宮」等八個系列相關賬號。微信方面表示,冠病疫情期間,平台刪除涉嫌誇大誤導系列文章約9000篇、刪除謠言類文章6915篇、公眾號限制能力及封號2萬個。

騰訊方面稱,「至道學宮」公眾號曾經發佈多篇編造整合虛假信息、煽動公眾情緒、誤導性強的謠言文章,包含說美國把屍體做成漢堡等謠言。「至道學宮」微信公眾號註冊於2015年4月9日,預估活躍粉絲超過100萬。

「至道學宮」也有獨立網站。該網站曾經發佈多篇網文,內容極其誇張。如其公號發佈一篇名為《瀕死:美國沉沒》的文章中,稱美國將屍體做成凍肉,做成人肉漢堡、人肉熱狗。在《學英語會讓人變傻》網文中稱,漢語是全球語言之母,英語是一種低級語言,是漢語的第四代劣化產物。

對「至道學宮」等公號的被禁,很多人自然拍手稱快。不過,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仍然有多少類似「至道學宮」的公號存在着呢?每天又有多少這樣的公號產生呢?有多少比「至道學宮」包裝得更巧妙、更高級的媒體在光明正大地運作呢?

到了21世紀的今天,為什麼還會產生這種情況呢?

這還是要回到「民主」與「科學」的主題上。今天,人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讓自己趨於「理性」的物質條件。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大眾從來就沒有接受過文化啟蒙,物質條件的出現走向了反面。儘管物質條件是理性的產物,但人們通過使用所出現的物質條件,再次走向了愚昧。

可以從如下幾個互為關聯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劣質文化淘汰精英文化

首先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崛起,導致了精英文化淘汰現象。自古至今,愚昧的因素各國都有,要建立人人理性的社會,迄今也純屬烏托邦。作為一個共同體,社會是否理性,關鍵在於這些愚昧的因素是否浮上檯面,主導社會。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產生之前,愚昧因素沒有工具把自己呈現出來,更無法成為社會的主流。報紙、廣播和電視等「大眾傳媒」實際上是精英傳媒,是精英通過這些「傳媒」把自己的觀點傳播給大眾。但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把此徹底地倒過來了,現實是大眾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把他們的觀點傳播給精英。

在進入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時代以來,人們所希望的文化復興沒有見到,卻目睹了文化持續且快速的墮落,而且墮落得毫無底線。這些年來,從前被視為劣質文化的東西,儼然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登上文化舞台。如果以讀者量或流量來衡量,這些劣質文化有成為「主流」文化的趨勢。

劣質文化淘汰精英文化的過程,也是情緒淘汰理性的過程。這些年來,劣質文化淘汰精英文化的速度令人驚嘆。今天的傳播管道不是傳統所能比擬的。傳統依靠筆墨紙硯,現在是電腦和社交媒體。

傳統是精英制度,現在是精英淘汰制度。唐詩宋詞不能說不是文人精英的精品,解放之前的魯迅先生也不能說不是精英。但現在很難再出現這樣的精英了。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可以非常有效地把這些精英扼殺在萌芽之中。魯迅先生寫的文章有幾個人看?看的人非常有限,因為當時的識字率不高,傳播渠道有限,看他文章的人要不是他的粉絲就是他的敵人,但無論是粉絲還是敵人,教育程度都很高,還是文明的。

但現在出不了魯迅了,因為舉報而死。如果有了出格敏感的話,就會即刻遭舉報、遭刪帖、遭約談;若不聽,則全網封殺。更為重要的是,舉報者往往是那些沒識幾個字、沒讀過幾本書的人,儘管沒有人想冒犯他們,可他們一不開心就可以舉報,隨心所欲。

庸俗而死。與之相關的,如果要有效傳播,就要向社交媒體投降,迎合大眾的口味,下行。不庸俗、不下流沒有出路。

其次,「政治上正確」走過了頭。「政治上正確」始終存在,並且具有普世性和不可避免性。「政治上正確」指的是,個人作為群體的一分子,不是處於完全隨心所欲的自由狀態,而是具有言行的準則和邊界。進入互聯網時代以來,隨着認同政治的深化,「政治上正確」所涵蓋的範疇也越來越廣。

就國家來說,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都是群體認同最為重要的部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基礎。因此,越來越多國家圍繞着「民族」和「國家」,具有了越來越多的「政治上正確」觀念。

因為認同政治是通過「我」和「他者」之間的關係而塑造,一旦走過頭,就很容易造成把自己道德化而把他者妖魔化的兩極化現象。深受狹隘民族主義的影響,很多人張口閉口「國家利益」和「愛國」,而把不同意見統統視為「不愛國」甚至「賣國」。與此同時,儘管人們並不喜歡他國來妖魔化自己國家,但並不乏巨大的動機去妖魔化他國。

一些人驚嘆,充滿民族主義色彩的想像、假消息、分析報道,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已經變得如此盛行。對這些「媒體人」來說,說什麼、發表什麼已經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敢不敢的問題。反智、反外國、反人類,只要能夠產生流量,一切皆是可以的。凡是西方支持的就反對;凡是西方反對的就支持。

超越界限就是非理性

無論是民族主義還是愛國主義,一旦超越邊界,就會演變成為非理性。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本意就是要把國家利益最大化,而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往往導致國家利益的最小化。在全球化時代,越來越多的國家是國際體系的一部分,國家利益須要放在國際環境中來實現。

如果過分強調自己的利益認同,就會影響其他國家的利益認同。認同政治把「自己」和「他者」區隔開來,但在實際利益層面,「自己」和「他者」是相關的。所以,今天的認同政治也趨向於導致國家間的衝突。

再次,商業民族主義的崛起。經濟學家熊皮特(Joseph Schumpeter)曾經相信,民族主義和商業社會不可共存。他認為,民族主義是古老民族情緒的剩餘,表現為非理性;而商業代表着理性和計算,所以民族主義情緒會隨着商業社會的崛起而退出歷史舞台。現實證明他錯了。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民主還是非民主,商業社會的崛起不僅沒能消減民族主義,反而促成民族主義的崛起。

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不同,商業民族主義認同的並不是「民族利益」或「國家利益」,而是自己的經濟利益。一些公司在推動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這並不局限於非理性民族主義的傳播方面,前面所論及的愚昧文化,更是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平台盛行起來。一旦情緒和商業結合,就很容易導致非理性文化的泛濫。

在這種總體情況下,中國文化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基本布局:在鄉村,文化真空,各種異端邪說橫行,其中不乏「邪教」;在三、四線城市,中下層知識分子信奉的是非理性的民粹主義或民族主義;而高端精英集聚的大城市,一些選擇沉默,一些選擇極端化,更多的文化人迅速下行,要麼加入「至道學宮」那樣的隊伍,要麼迎合大眾口味。儘管人們相信中國在接近世界舞台中心,但人們的世界觀裡面越來越沒有世界。

這並非人們所希望的一個趨勢。如果文化墮落現象繼續下去,文化的衰敗也不可避免。文化衰敗了,國家也就會失去進步的動力。

如何改變和逆轉目前的局面?進步出自理性和科學。執政黨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扮演最主要的角色。中國共產黨早就確立了「三個代表」觀,即共產黨代表的是最先進的社會生產力、最先進的文化和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也就是說,共產黨仍然是一個使命性政黨,是一個要繼續改造社會和取得進步的政黨。

在「政治認同」時代,民意變得重要起來。但是,作為一個具有歷史使命的執政黨,不僅不能以「流量」(讀者的多少)來定義和衡量民意,更不能簡單地屈服於這樣的民意。一個使命性政黨仍然要保持落後與進步、野蠻和文明的觀念。正如近代以來的歷史所顯示的,文化的現代性只能通過文化的開放來實現。如何在全球化、開放、商業的條件下塑造一種理性、進步和文明的民族文化,無疑是對執政黨的巨大挑戰。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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