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芷淵:立選延期,香港這一年可做什麼?

2020-08-12
黃芷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鳳凰衛視高級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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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應疫情嚴峻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有關「真空期」安排的決定,明確列明,第六屆立法會議員繼續履行職責至少一年。「至少」這個詞很關鍵,意味著有機會超過一年。

備受關注的「真空期」問題得以解決;那麼,這一年或至少一年間,香港可以做些什麼?

筆者認為,香港遭受了修例風波和新冠病毒疫情雙重打擊,在外圍局勢緊張之際,泛民應該趁機冷靜下來,認清定位,改變「攬炒」思維;建制派應該審視其面對的「危」與「機」,透過實際行動爭取扭轉民意,團結各界;特區政府更應總結反思,修補社會撕裂,帶領香港重新出發。

「攬炒」思維是「飛蛾撲火」

古有「玉石俱焚」,今有「攬炒論」。民主派早前表示,立法會選舉將向奪過半議席的「35+」目標進發,成功後的「絕招」是否決財政預算案。他們標榜「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認為犯我家者雖強必誅。但所謂的「攬炒」本質,其實是「雙輸」的下策方案,沒有人是贏家,甚至令泛民自己「攬炒」自己。

假如「敵、我」雙方能力均等,尚有跟對手討價還價的籌碼。但如果兩者勢力參差,所謂的「攬炒」只是單方面雞蛋碰石頭,既沒有籌碼,也沒有牙力,如同飛蛾撲火。再者,泛民假想的「敵」到底是誰?他們、以至於他們的支持者,都搞明白了嗎?不合法地提倡「攬炒」,結果可想而知。這不僅僅無法推動香港向前發展,更令復元中的香港發展被拖後腿,社會百廢待興,令香港陷入一個不斷惡性循環的無底洞。這,真的是泛民想要的嗎?

且撇開泛民所謂的「初選」不合法,回顧有關選舉結果,自稱「抗爭派」大勝,部分傳統溫和泛民被逼退。所謂的選舉既沒有法定權力,也沒有公平性可言。「攬炒派」聲稱反對《香港國安法》,實際上是在主動申請被DQ(取消選舉資格)。這種幼稚的行為,令傳統泛民被騎劫,反而斷了泛民出選的機會,「攬炒」自己人。

另一方面,泛民早前極力反對政府押後選舉,如果他們有足夠底氣堅信能獲取選民支持,延遲一年怕什麼?問題是,部分立場極端鮮明的政治人物,其吸票能力取決於社會劍拔弩張的撕裂政治氛圍,一旦氣氛緩和下來,選民對他們的支持程度,或許就會出現變數。

「泛民」和「反對派」本是兩個概念,泛民不一定什麼都反對,但如今似乎兩者已經對等。「逢政府必反」成為常態,似乎他們很多支持者也贊成。其實,如果真的要為香港好,泛民應該改變思維,在現實的法律框架下,想想如何能推動社會發展,提出具有建設性、幫助市民改變生活的正面建議。

「非物質」選舉下,建制派的危與機

建制派很多人認為,只要這一年沒有節外生枝的大事發生,押後選舉對他們有利。他們還可以趁機多做點民生工作,增加勝算。表面看來,確實如此。

但縱觀今天世界各地,選舉已變成「非物質之爭」,所謂的選民訴求,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追求。內外因素夾攻,陷入苦戰應如何破解,謀求出路?

修例風波中,反對派的文宣工作備受關注:口號、橫額、音樂、文化符號和標誌等,廣傳於他們的支持者之間;但建制派的宣傳,似乎更傾向於單一的表態發聲聯署,難以讓接收者從被動的「接收角色」轉化為深有同感的「主動參與者」,與其站在同一陣線,這就大大削減了傳播和宣傳效果。

另一方面,建制派應釐清其與政府的關係。「建制」要支持政府施政,但不代表絕對「保皇」。其角色應為特首及政府建言獻策,善意提醒和提出建議,並作相關監督,而非只是單向地100%支持政府。舉例而言,政府上月一度因香港疫情反彈而提出全面禁堂食措施,部分建制派隨即發聲明表示大力支持;禁令生效後遭受市民批評,不足48小時,政府又宣佈恢復午市可堂食。此時的建制派該再表態支持還是默不作聲?假如建制派能更具前瞻性地提醒政府措施有何利與弊,或許可以避免出現這種尷尬情況。

「非物質」訴求以外,更要聚焦民生工作。疫情之初,郵輪「鑽石公主號」一度滯留日本,船上很多香港長者乘客藥物不足。民建聯先於港府抵達日本協助船上港人,深受好評,甚至有船上長者的「黃絲」孫兒因此「轉軚」。這反映了什麼?民意並不是永恆的,你做了什麼,選民都有目共睹。

再者,做地區工作要避免被貼上「為選舉」的標籤。未來一年,政治氣氛仍然緊張,而越是臨近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預料也將有更多潛在的政治議題會出現。把握得好,是「機」;把握不妥,可能就成「危」。是危是機,考驗著各政黨和政治人物的應對能力。

選舉以外,重塑「香港形象」

新冠病毒疫情何時了?尚是未知之數。如本文開頭所提及,第六屆立法會議員繼續履行職責至少一年。但一年過後,甚至更久的時間後,萬一疫情不幸再度反彈或再爆發,如何是好?儘管大家不願面對,但與新冠病毒「並存」,或許是人類未來短期內的新常態。在這前提下,政府應把握「低接觸經濟」普及化的機會,研究電子投票及境外公平投票等措施的可行性,以防未來在未能聚集及進行人手投票的情況下,有「Plan B」的應對方式。

選舉以外,香港更要重建及重塑「香港形象」。

筆者曾舉一個例子:一個課室50人,2個人在打架;如果你是記者,鏡頭會瞄準誰?毫無疑問,打架的2個人。於是,就算剩下48人沒有打架在正常上課,隔壁課室的同學看到鏡頭畫面,都會有一個印象:這個班級很亂,大家都在打架。

同樣地,修例風波重創香港的國際形象,筆者很多海外及內地朋友都在問:香港是不是很亂?是不是很危險?還能來香港旅遊嗎?隨著《香港國安法》的實施,香港更再次成為國際焦點。在面對海外所謂的制裁時,香港政府應沉著應對,在適當澄清和反駁之餘,更需增加香港的國際話語權,大力宣傳及重塑香港的形象。

痛定思痛,香港政府需更積極有為,帶領香港重新出發。經濟方面,要重新與國際社會接軌,推廣宣傳香港的好客及「亞洲國際都會」的形象,並推出更多具有創新元素的本地旅遊項目,促進本地消費;與此同時,在推出防疫抗疫基金等應急支援措施的同時,要協助中小企和「手停口停」一族走出困境,為未來中長遠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青年議題方面,向上流動困難等問題非香港獨有,但政府可做的工作有很多。例如,在現今的政治大環境下,可進一步擴大青年參政議政發表意見的渠道,想辦法凝聚團結不同立場聲音的力量,讓碰撞轉化為火花,而非社會撕裂。

修例風波加上疫情影響,令粵港澳大灣區融合工作受阻。疫情過後,香港更應加緊步伐,急起直追。灣區機遇非口號,當局要避免造成「官熱民冷」,需讓香港青年實實在在看到機遇和發展空間,甚或能為解決香港問題尋求解決之道。

選舉押後一年。這一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但就算無法即時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當局也應著手處理社會撕裂的問題,讓深受內傷的香港加速復元。香港的挑戰和問題,猶如一塊頑石,是把它當成絆腳石,還是變成墊腳石,要看香港人的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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