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論壇:後安倍時代的中日關係

2020-09-30
 
AAA

11.jpg

日本國駐北京大使館政治部參贊石飛節(中評社 徐夢溪攝)

22.jpg

前駐日本大使館參贊、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呂小慶(中評社 徐夢溪攝)

33.jpg

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黃大慧(中評社 徐夢溪攝)

44.jpg

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常務理事、日本經濟問題專家劉軍紅(中評社 徐夢溪攝)

55.jpg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外交學系副主任包霞琴(中評社 徐夢溪攝)

66.jpg

日本共同社中國總局長鹽澤英一(中評社 徐夢溪攝)

77.jpg

全國政協委員、《人民中國》總編輯王眾一(中評社 徐夢溪攝)

88.jpg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評智庫高級研究員王鍵為本場研討會主持人(中評社 徐夢溪攝)

99.jpg

研討會現場(中評社 徐夢溪攝)

100.jpg

與會嘉賓合影(中評社 張爽攝)

101.jpg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副主任野口裕子(中評社 徐夢溪攝)

102.jpg

青島東北亞戰略研究會秘書長孟莉(中評社 徐夢溪攝)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有着兩千多年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歷史。但自近代以來,中日兩國關係史上幾經黑暗。新中國成立後,兩國「民間先行,以民促官」,大力開展民間外交,以「漸進積累」方式為兩國關係正常化創造條件,終於在1972年9月29日,中日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實現了邦交正常化,至今已48年。藉此時間點以及日本更替首相之際,中評智庫基金會與青島東北亞戰略研究會在北京共同舉辦了《中日邦交正常化48周年暨後安倍時代中日關係展望》研討會,邀請了多位中日雙方的重量級嘉賓參會,共同探討如何構建新時代的中日關係。

日本國駐北京大使館政治部參贊石飛節首先表示,新冠疫情打亂了日中關係的蜜月,日本對中國負面的聲音也在增加,習近平總書記訪日的聲音出現存疑,日本國內對華的氣氛不算太好。在這種情況下,新首相延續安倍前首相的政策,日本對華政策基本不會改變。

石飛節說,25日晚菅義偉首相和習近平主席第一次通電話,中方與日方都重視農業和地方合作,日中關係有良好的開端,但也面臨着各種各樣的問題,日本政府對華政策往往受到負面聲音的影響。中國近些年來的高速發展使日本的自卑情緒越來越強烈,需要避免這個因素影響日本對華的外交政策。後安倍時代應該如何推進兩國關係,兩國領導人的往來將如何實現,需要創造與之相符的氛圍,才能成行。新時代的日中關係應該是尊重互相的不同,將困難的課題進行妥善處理,相互承認對方是彼此必要的關係,兩國都要在這些方面繼續努力。

前駐日本大使館參贊、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呂小慶表示,25日晚習近平主席應約與日本新任首相菅義偉通了電話。這是日本首相更替後中日兩國領導人的首次會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方從大局和全局出發,強調共同認識、共同利益和共同責任,突出中方對日基本政策的積極正面取向。

呂小慶說,安倍前首相的突然辭職,震動政壇並引起中國高度關注,安倍在任期間,中日關係跌宕起伏,留下了三大正面資源與三大負面清單。中日關係發展的「三步走」;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中方共識,秉持世界經濟自由化理念,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共同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為中日關係積極走向添磚加瓦。而公然參拜靖國神社;干預中國台灣問題;大力推銷所謂的「積極和平主義」理念,全面配合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為未來中日關係帶來不確定安全風險隱患。中日關係既有挑戰也有機遇,但總體來說,機遇大於挑戰。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黃大慧指出,談論後安倍時代中日關係走勢,首先應回顧安倍時代的中日關係。安倍時代的中日關係經歷了惡化與改善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釣魚島爭端、安倍參拜靖國神社,日本配合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攜美製華」,致使中日嚴重惡化;第二階段,也就是2017年以後,日本基於現實利益考量,鑒於美國亞太政策的變化,調整了對華政策,從「競爭轉入協調」,從而爲中日關係改善創造了條件。當然,絕不能忽視中國在中日關係重回正軌過程中所發揮的塑造和引領作用。整體而言,安倍時代的日本對華政策,以「制衡」為主,中日關係呈現出明顯的競合特徵,是一種「競爭中的合作」關係。

菅義偉政權將延續安倍時代的路綫,但不會是單純的延續。菅義偉將採取「內政優先」的做法,最優先解決的課題是新冠疫情防控對策,最重要的課題是重振經濟,而如何平衡經濟活動與疫情防控的關係,是對菅義偉的嚴峻考驗,也是決定其政權命運的關鍵所在。菅義偉也會繼承安倍的外交和安保政策,但可能淡化「價值觀外交」。當然,與歷屆自民黨政權一樣,菅義偉的外交政策也將以日美關係為基軸。但在強化日美同盟和推進「印太構想」的同時,也會重視構建穩定的中日關係。也就是説,菅義偉可能更加註重「對美外交與對華外交的平衡」,在這一點上,與福田康夫內閣的「共鳴外交」——強化日美同盟並推進亞洲外交頗有相似之處。當然,在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之下,菅義偉政權如何在中美之間維持平衡將變得更加困難。短期來看,中日關係將延續現有發展勢頭,但長遠看還是充滿了不確定性。

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常務理事劉軍紅說,中日之間關係的改善確實需要交流,需要感情,需要一點浪漫的東西,這個不是一種心血來潮,每當有情懷的時候,中日關係都是比較好的。把這種情懷放到實際中去,就是中日之間的農業合作應該繼續展開,產生的直接影響和社會效應是很大的,雙邊的農村農民穩定、文化穩定,兩國關係就能走更遠。

劉軍紅指出,過去中日經濟方面的合作,是利益導向或者說投資導向,這是基本,但這種合作模式還能走多遠?利益不夠充分時兩國的合作就會越走越窄。現在,全球價值鏈正在出現新的變化,今後可能會向制度相似型轉變,除此之外,疫情下形成的新結構很可能改變貿易關係,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大幅下降,對中國的出口大幅上升,這就更加需要我們去挖掘有中日之間有情懷的領域——農業。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外交學系副主任包霞琴表示,9月16日菅義偉首相上任後,如何繼續穩定和發展中日關係成為菅義偉內閣的一大課題。特朗普政府對華極限施壓和脫鈎政策深刻影響到日本的對華輿論和對華政策,給中日關係發展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首先要繼續保持高層緊密溝通與合作。其次,作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中日關係不僅僅是雙邊關係,而且對地區和國際社會都有很大影響力,在地區和多邊層面合作潛力無限。再次,經貿關係依然是中日關係的壓艙石,必須維護地區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中日關係長遠發展仍要挖掘內生性動力,兩國之間在技術、產業以及智慧農業和現代物流等方面存在廣闊合作空間。

日本共同社中國總局長鹽澤英一提到,今後的菅政權外交和對華外交,將由國際環境、國內環境以及領導人個人三個要素複雜相結合形成。國際環境方面,在中美對立激化的情況下,美國對同盟國日本的「脫鈎中國」壓力增強;就國內環境而言,日本國民對中國情感惡化,但日本經濟不景氣反而讓中日經濟關係變得更重要;至於為何菅先生能夠當選總裁?我想,這是因為日本國民、經濟界和很多政界相關人員都支持「安倍政權的繼承」,國民不希望變化而產生的結果。另外,中日兩國在2022年將迎來邦交正常化50周年,若2021年習近平主席國賓訪問日本實現,則有可能產生改善關係的良性循環,因而兩國繼續保持「實現領導人互訪」的目標很有意義。

全國政協委員、《人民中國》總編輯王眾一說,在兩國戰後關係的發展歷程中,每當官方政治出現波動時,民間力量的推動是兩國關係維護與改善的積極要素。政權更迭帶來的波動與政策的不確定性給未來的中日民間交流提出了新課題,同時,這也給有着以民促官傳統的中日民間交流、凝聚積極民意、促進中日關係向前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對此王眾一提出了八項建議:一是尋找東方共同的文化價值;二是弘揚鄰裡守望相助精神;三是共享詩情畫意的文化鄉愁;四是創新在線交流,探索溝通新模式;五是增強經貿領域的第三方合作;六是運用好新媒體的積極作用;七是繼續重視加強改進青少年交流;八是改革創新兩國傳統的友好團體。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評智庫高級研究員王鍵表示,安倍時代的日本政府對台政策既有正面積極面也有消極面。今年是推進中日關係的重要一年,在此前提下菅義偉內閣的台日關係會走到什麼程度、有多大的提升,與中美關係的走勢、下一步中日關係、日本經濟以及政權的穩定等有着密切聯繫。除此之外,王鍵認為,岸信夫在出任內閣的防衞大臣期間不會走太遠,因為他必須服從於菅首相的對外對華外交。而在對台灣問題上,岸信夫即便繼承了安倍的對華外交,也大致是7年零8個月的安倍時期的對華外交和對台灣問題的一些處理方法,問題不大。日本和台灣問題的未來走勢充滿了不確定性,因為它並非中日兩國就能決定台灣會怎麼變,隨着美國介入台灣問題的力度越來越大,不確定性也就越來越大,需要我們繼續關注。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副主任野口裕子致辭時表示,軟實力和公共外交概念出來後,文化的問題越來越受重視。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經常被理解為日本政府文化戰略的實行者,往往令我們很困惑。首先,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成立於1972年,早於軟實力和公共外交的概念的出現。第二,文化交流不應該直接和某一個國家的利益關聯起來,而應該通過向世界提供另一個視角,為創造眾多不同文化的人們和平共處的世界作出貢獻。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成立時的目的是促進外交,促進外國對日本的理解,推進國際互相理解,同時為了促進國際友好,有效的進行國際文化交流事業,為世界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人類的福利作出貢獻。

野口裕子也指出,如果真正要通過文化交流來改善日中兩國國民的感情或者推動兩國關係的話,應該需要更詳細的分析,然後找到更適當有效的方法,而不是盲目地去折騰。比如,最近幾年中國人對日本人的好感有所提高的原因據說是因為中國遊客的增加,但這並沒有帶來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好感,這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青島東北亞戰略研究會秘書長孟莉致辭時表示,中日關係有着2000多年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歷史,也經歷了近代中日兩國關係史上的黑暗時期。新中國成立之後,中日關係是從民間入手,以民促官,大力發展民間外交,用這種漸進積累的方式為兩國關係正常化創造了條件。兩國關係經歷了複雜波折和嚴峻考驗,但是各領域的合作還是有了長足的發展,雙方合作水平提升,各領域務實合作也在不斷地深化,不僅是惠及兩國,會對地區產生非常積極非常重大的影響。

孟莉說,中日兩國的關係事關中日兩國人民的福祉,也事關東北亞的穩定,如何在東北亞更大的一個平台上凝聚各方的智慧,增強合作,共創未來這種共識,推動區域的深層次合作。我們作為主辦方,也希望以研討會為契機,引發各位專家的共鳴和思考,也期待今後和中評智庫、各位專家能夠再次合作,沿着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這種歷史路徑,大力發展民間的外交,着眼東北亞,然後凝聚共識。

此外,日本國駐北京大使館政治部秘書官山崎啟伍、日本共同社中國總局記者大熊雄一郎、鮎川佳苗等人也參與了本次研討會。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