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誰在忽悠建制派和政府?

2020-10-12
陳凱文
學研社成員、福山智庫研究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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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資深媒體人郭金鋒再次撰文,雖然今次罕見地不再追捧新加坡,但作為綏靖主義者,對方還是一如既往地製作一個名為「強硬派」的稻草人,然後批評港府終日跟他們打所謂的「地面政治埋身戰」,繼而藉着炮製一些假兩難,呼籲建制派真正著力處理醫療、就業、工程以及防疫問題,並且不忘為自己服務的商界搵著數,聲稱香港應該加強利用商界來培育政治人才。

誰是「強硬派」?

問題回來了,自修例風波爆發以來,港府一連串措施和政策的推動,不論是最初提出《逃犯條例》的修訂,後來修例草案的撤回,到後來的大規模DQ和押後選舉,再到後來的「香港不是三權分立」、取消播獨教師的註冊,以及公務員必須宣誓的規定,基本上都是行政主導。

至於《港區國安法》的制定和落實,則是中央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直接行使其全面管治權。如果上述這些舉措,便是郭金鋒口中的「地面政治埋身戰」,誰是「強硬派」?是那些支持中央和港府的建制派人士,還是他其實是想直接炮轟港府乃至中央近年來做事太「強硬」呢?

「強硬」有何問題?

當然,即便是批評中央和港府近期轉趨「強硬」,其實亦是未尚不可,關鍵是這樣的「強硬」有無問題,又或者有無必要。例如不少人都拿港府當日提出《逃犯條例》的修訂說事,但是香港既然已回歸祖國,一國內的區際間疑犯移交問題,總歸都要解決。從憲制角度而言,中央本可以制定全國性法律的方式解決,所以港府當日打算自行修例,准許香港法官作為疑犯移交的最後把關人,對香港來說本是最佳安排。

至於《港區國安法》的制定和落實、大規模DQ、香港是否奉行三權分立的爭論、播獨教師被釘牌,以及規定公務員必須宣誓,都是修例風波引發近一年的間歇性騷亂之後,不少本已存在的隱患浮上水面,倒逼着中央和港府必須有所動作,藉此撥亂反正。換言之,如果這些舉動可被稱作「強硬」的話,也是被逼出來的,正如郭金鋒所說的「地面政治埋身戰」,也不是你說想停,在野非建制派也會願意偃旗息鼓一樣。

利用商界培育政治人才?

此外,郭金鋒一邊強調,討論退休保障、增加病床和擴大社會福利刻不容緩,另一邊又呼籲香港利用商界來培育政治人才,這一說法本身也是有夠自相矛盾。先不論香港在回歸以來,不論是選委會、問責高官、行政會議還是立法會內,都已經有不少人是商界出身,從商界進入政界之人,往往會因其本身業界利益,而在經濟和民生政策上傾向積極不干預主義,對加大福利亦會抱持反對的態度。

換言之,一個人的意識形態將會受其出身的社會階層,或其服務的政治對象影響,這就是所謂的「屁股決定腦袋」。是故,先不說現屆港府在經濟和民生政策上,本來便是傾向中間偏右,即使香港未來的民生福利政策真是打算左傾,真的有意推動全民退保、標準工時、增加公屋落成量、醫療及福利開支,吸納更多商界中人進入政界,反而會構成阻力。如此簡單的道理都不懂,郭金鋒憑什麼暗諷現在的議員不懂政治?

放水喉便能防疫?

說到防疫方面,郭金鋒提出的意見也是極其空泛。從傳染病防治角度而言,我們並不能寄望各國的疫苗趕緊研發成功,而是應在第一波疫情受控之後,嚴防病毒境外輸入並在社區傳播,所以應該仿效內地,對所有境外入境者實施定點強制隔離。然而,港府採取所謂的居家隔離,並且任其同住家人外出的做法,筆者已早在二月份指出其漏洞,但是港府至今仍沒改善,不論建制派還是非建制派也在此問題上裝聾作啞,這又是為什麼呢?

以郭金鋒此篇文章為例,他雖然對於全民檢測嗤之以鼻,但是對於入境者的隔離漏洞視而不見,除了叫港府提早寄望其他地方研發疫苗成功外,便只懂叫政府派錢給中小企和員工。其實香港現時本地個案未除,隱形傳播鏈仍在,便應雙管齊下:一邊採用入境者定點強制隔離十四天,建立防止海外疫情倒灌的防火牆,另一邊推行強制性全民檢測和禁足令,藉此找出隱形傳播鏈,從而使到本地個案清零。

因此,正所謂「長痛不如短痛」,港府在未有建立防止海外疫情的防火牆下,再次推出所謂自願性質的全民檢測,固然沒有防疫作用。建制派若真是急市民所急,便不應再受短視的商界及其財閥鷹犬忽悠,積極推動香港實施強制檢測、禁足令和海外入境者強制隔離,只有經歷短暫陣痛和經濟停擺,香港經濟和生活才會在本地個案清零後恢復正常。單靠現時的居家假隔離,或靠郭金鋒提議的政府再開水喉,最終只能吊住大家條命,根本沒有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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