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法治五年規劃與「一國兩制」新取向

2021-01-12
田飛龍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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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近日發佈了《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對全面依法治國作出與「十四五」整體發展目標相適應的框架與細節規劃,成為我國法治建設在新時代的重要指南與遵循。規劃開頭提及「法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以及「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前者是法治作為人類文明共享價值的政治確認,中國法治雖有其文化與體制特色,但仍然屬於人類文明法治的大家族之一員,而後者則帶有濃厚的法家思想痕迹,貫穿着當代法治建設對中國古代法治思想與制度遺產的辯證認知與有效汲取。         

「一國兩制」是當代中國法治建設與法律體系建構的重要一環,甚至是向外開放與創新發展的關鍵一環。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動力即在於通過學習和借鑒西方先進法治經驗和制度技術以保障經濟社會有序發展及融入主流世界體系,而「一國兩制」則是中國進行制度學習與借鑒的關鍵窗口和平台。「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就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行穩致遠。當然,這一面向西方的法律學習不是全盤西化,而是「中體西用」,是以我為主的開放學習與兼容並包。我們從十八大以來中國法治建設的自主性和創新性即可作出研判。與「習近平法治思想」相協調,五年法治規劃及其關於「一國兩制」的具體推進,對法治中國建設與體系定型將起到重大的引領作用。   

「一國兩制」的具體規劃部分,將港澳台並列論述,其中台灣部分的重點在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這是2019年1月2日由總書記親自提出和論證的,而港澳部分則凸顯國家安全法制與融入發展。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制度化與和平統一作為解決台灣問題最佳方案,這是中央對台工作在新時代的基本準則,在此次法治五年規劃中得到了清晰的確認與推進。「兩制」方案取決於兩岸中國人共同的歷史責任感與政治合作,取決於大陸堅定的和平統一決心、意志、善意與執行力,也取決於台灣當局對台灣前途與命運的負責任思考與相向而行。在和平統一的大前提下,一切有助於創造兩岸互動交往及民主協商前提、氛圍與機制的團體、個人、平台及構想均是得到肯定與激勵的。完成兩岸歷史性統一,需要兩岸中國人共同的制度性創意與尋求突破的責任倫理。

「一國兩制」,港澳先行,其中有經驗,也有教訓。港澳實踐「一國兩制」的基本經驗對台灣方案仍有借鑒和參考意義:其一,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必須在「兩制」方案與制度安排中得到清晰界定和保護,避免後續的對抗與衝突;其二,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制度建設之初應當予以基本配置並建立執行機構與執法體系,充分吸取香港變亂的教訓;其三,在國際空間與國際參與方面,滿足國家安全制度條件之後,可以予以寬鬆安排甚至有意凸顯,使得台灣可以藉助已有國際地位和網絡更好助力國家的「一帶一路」與新全球化戰略布局,共同致力於民族復興偉大事業。

「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建設與結構調整的重點在香港。香港「一國兩制」的未來發展需要突出重點,聚焦「一國」的法理基礎與治權落實:一方面完善有關法律制度與執行機制以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繼續彌補香港「一國兩制」的體系性欠缺,並高質量、可持續保障香港繁榮穩定及居民自由和安全;另一方面,通過更多的中央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相結合的制度建設以豐富發展由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特區憲制秩序。在更完備的制度建設保障下,香港法治將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更加有機地構成為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此同時,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也注意提及香港法治建設的內容。該會議特別凸顯了香港國安法實施的制度價值與法治推進意義:其一,香港國安法實施被作為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的重要課題,其具體的制度建設與規範展開仍有待在法治規劃和政法工作中探索進步;其二,香港國安法實施遇到了成文法與普通法的衝突整合難題,這部兼顧國家安全與香港法治的全國性法律如何在香港軟着陸,如何與香港既有的法律制度和司法體系逐步實現無縫對接並得到香港法律界和民眾高度認同,對中央駐港國安公署和香港本地執法機構仍然構成持續性挑戰,但也是法理與制度發展的重要契機。

總之,國家法治整體規劃對港澳與國家法律體系的對接互動是重要的政策指引,對台灣問題的解決也具有一定的引導和壓力並存的作用機制。善於以法治思維、法治方式與法治執行力實現「一國兩制」制度建設目標和管治意圖,標誌着法治成為中國整體性的核心價值與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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